王藏：一个盘古乐队，胜过百万宫怨民运

很早就在构思一篇文章，我也与一些朋友大体谈了文章的几个论点，题目初定为《极权中国的新型悲剧——谈中国“独立自由知识分子”的虚伪无耻与堕落无助》。几位民运朋友都觉得值得一谈，此文应很有分量。

其中几个论点是：一、无知者无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暴烈诋毁；二、信仰傲慢——伪劣基督徒的纸牌坊；三、党同伐异——舞文弄墨者对身体力行者的群攻；四、仅供玩弄的“宫怨民主”——小白脸们的另类撒娇游戏。

题目说“新型”悲剧，其实本不新。而“旧型”悲剧也就是极权所造成的普遍悲剧。只要华夏民族还有对自由民主的悲怆足迹，再大的悲剧苦难也会持续获得人性的光照，而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以“独立”“自由”修饰的中国知识分子，更义不容辞负有“深刻足迹”这种神圣的使命。之所以突出“新型”，是为引起足够警醒。

何谓“宫怨民主”？简而言之，共产极权深宫后院的寂寞怨妇们渴求被宠玩的“民主”——每个怨妇都有被宠玩的权利。何谓“宫怨民运”？共产极权深宫后院的寂寞怨妇们的闹泣声联合起来的“上书进谏”——大家都已耐不住被冷落了！

尽管这些“天之骄子”们早期对民主自由有过真实的诉求，时势终究造就（成全）了他们，可是，直到今天，我们可悲地发现：他们把一种高贵的精神当作了一种可恒久享受的银行利息资本，往后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微薄小器的。特别是后来效仿者，仅是“知道分子”，更是经不起风吹浪打，可偏要用尽一切手法，表现出“民主中国”“自由中国”一派欣欣向荣之象，而他们，隐隐地稳稳地站在马列斯毛的坟场和共党红朝的婚床上对一切可能震撼极权大厦的言行进行大张旗鼓地“持异议”、“批驳”、“反对”——君不见有“同仁”什么什么老鼠神采飞扬扭着腰肢硬说高智晟大律师受人欺骗与魔鬼交易吗？君不见有“同仁”以基督的名义硬要排斥郭飞熊大侠与总统会见吗？君不见有“同仁”甚至是“领军人物”大言不惭地盛赞俞可平的伪民主论吗？君不见有“同仁”冒天下之大不韪硬把当代荆轲杨佳贬为希特勒吗？君不见又有“同仁”逆维权抗暴大潮硬把石首事件篡改成草民的暴乱吗？

文章迟迟未完稿，是要再看看虚伪与堕落会不会有个度、有个转折，如意外有，文章暂不发也罢，现在更为重要的是整合内外部有利资源，向黑暗力量亮出我们高亢的火炬，并对数不胜数的血泪进行关注与沉淀抒发。

近期在思考与民运有关的问题，上网时无意中再次看到盘古乐队写的大量歌词，读着读着越觉“盘古力量”的可贵。几年来我很关注敖博、段信军等人，虽说被其“热血与革命”精神震动过——当时自己面对共产暴政，多少还带有改良的梦幻，如同大多数的“独立知识分子”一样，自吸热血自毁骨头，忍看朋辈成新鬼，却还用各种“道义言辞”掩饰虚弱，佯装“体恤悲悯”，死死表现一副战战兢兢的“广博之爱”——但因此以“深沉博瀚”为坐标没有更多地在意其对中国音乐精神中国民主运动的特殊价值。

我得说，盘古精神的价值于当今极权时代显得尤为贵重，它是一把熊熊燃烧的生命大火，是一面迎风招展的反暴政大旗，是一份用艺术作为尖锐武器的自由精神白皮书！

崔健算什么，就算他声嘶力竭喊出一代人的“一无所有”，他的摇滚精神还不是奔跑在“新长征路上”，就算说出“红旗下蛋”的事实真相，后来的歌声不也是中气衰弱，首首歌词显得琐屑无助！

北岛算什么，再怎么“我不相信”之后，他还不是争取到了一张张在国内各大党办刊物杂志发表作品的“通行证”。区区诺贝尔提名就弄得他神魂颠倒阳痿不举，真不知道他诗歌的“墓志铭”该怎么写！

数不胜数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算什么，一篇又一篇的“异议型党八股”抢占了国内国外的媒体版面，再说多少“公民社会”的“阳光话”也掩饰不了他们被马毒毛毒残害的景象，一个个以争取获得党的准许和宽容为其一生的荣耀！

听听盘古的“独立革命”吧——

就算我们要为革命 流尽最后一滴血也比被压迫要好
就算我们要为独立 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也比被奴役要好
——盘古乐队，《独立革命》（2000）

看看我们的“地位”吧——

现在的制度合理吗
那是我们从来很听话
我们被他们踩在脚下
——盘古乐队，《我们的地位》（1994）

看看我们的“末日”吧——

我们的愤怒没有力量
我们的忍耐没有限度
我们的末日没有结束
我们的耻辱没有尽头
——盘古乐队，《世界没有末日才是真正的末日》（1999）

近来，盘古乐队与张健、王龙蒙几位朋友在欧洲多个城市举行了“六四”欧洲巡回纪念活动，还制作了纪念“六四”的音乐专辑。他们用实际行动呼吁西方民主国家向中共施压，争取早日释放“六四”良心犯，拒绝遗忘，为广大受害者寻求公道。

要说中国音乐人摇滚人的良心，盘古乐队就是中国音乐人摇滚人的良心。可这样的良心，屈指可数。要说中共国最害怕的摇滚势力，盘古乐队就是！

俗话说自古英雄多寂寞，今天我大声说：热血男儿不孤寂！

一个杨春光就是一个军队，胜过百万雄师。他“不讲道理”的辉煌诗写与“扛着 阴茎走上大街”的浩荡雄情让这个极度贫血和匮乏的时代显现出远古夸父逐日刑天狂舞的壮烈图景！

即便，他受诸多小肚鸡肠营养不良猥琐狼狈之类的诋毁、误读。可这算不了什么，他早就心知肚明悲嚎放歌：这个时代是拒绝杨春光的时代！

如此放肆，如此激荡！

一个袁红冰就是一座火山，滚烫熔岩烧焦帝国冰窖，铸炼所向霹雳之自由宝剑。在小人伪劣奴性阴暗哲学盛行开放的时代，他用青藏高原的雪峰和内蒙古苍穹的太阳打造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人格哲学！

他的生命就是“文殇”“诗殇”投放出的殷红落日，向茫茫尘世讲述着高贵的绝美哲理！

“只有高贵而真实的心才配亲吻书中坚硬的血和泪”，“任何人或神都没有资格评论我，只有太阳才能对我作出评价”！

如此狂野，如此孤傲！

盘古的声音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里嘹亮的声音，盘古的精神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精神是共通的，“自由圣火”坛头这样表述：以自由的名义撞响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晨钟；在民族精神的废墟上，重建我们心灵的家园！

杨春光曾表述过这样的观点：艺术作为一种非实用哲学，破坏即建设。而盘古乐队横行无忌肆意在破环着的 “反极权”的“革命之声”，已经为死寂的中国音乐之声重建了尊严，及对自由民主的信念！

我不得不说，一个盘古，一个个盘古组成的大乐队狂奏出的黄河咆哮，胜过百万宫怨民运，更胜过千万由僵尸堆积而成的地狱帝国！

邪恶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善良的人们无所作为——这句箴言真该刻在我们昂起的额头！

是盘古就得开天辟地，自由精神是天地间英雄的长叹，虚无的浩瀚！

《后极权时代与英雄自由主义》后极权时代，社会空间被严防死堵，反专制需要极大的魄力与支撑。人们向山而行、凿壁取路，信念、方法、勇气都在接受考验。相比苏东，当下中国所面对的方法论困局更为深重，人们围绕路线、观点、甚至是希望的争论冗杂不休，但是精神危机的加剧却未能缓解。
时下中国并不缺少承重的担当。孜孜以求、死而后已的勇士们纷纷踏狱，一份将他们称为“良心犯”的名单越来越长，可是就像良心无法填满黑洞，“良心犯”也无法将监狱填满，暮暮朝朝间人们有如消失于人海。“豪情有限、坐牢无用”，在机会主义者或异化希望或末日投机的心态下，道路的争论实际上已经变得名不副实。
直面现实的代价虽然淋漓惨淡，但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避实就虚，相信假道灭虢的可能。从茉莉花开始，专制镇压面积和容忍程度不断逆增，所有迂回的主张和暧昧的立场都被滚烫的钢板和跳动的鸡蛋取代，越来越多的人亲身体会到了这种“破碎的友谊”。莫之许早早的预言到了这一切，他声嘶力竭的大骂傻逼，却又陷入到了充满悲情的绝望之中。
莫之许的绝望有两种，一是对体制改良的绝望，二是对反抗形势的绝望。二者有没有因果继承关系我不太清楚。但是根据武文建的说法：莫之许思想上一贯温和也支持改良，直到零九年后，一些朋友被拿下，才变得深刻而清醒。“深刻而清醒”有点夸张，但莫之许对反抗形势的绝望的确是痛彻心扉的，他曾摸着我的头，劝我过好自己的生活，然后闪着泪光干下了一杯泸州老窖。
莫之许的绝望落魄并没有使我瞧不起他，相反我的体会可能还要比他更深。比如此刻，我一想到自己穷思极想、煞有介事写下这篇文章，然后却无处贴张、无人问津的状态就觉得自己滑稽可笑，比西西佛斯英雄式的荒诞更令人心碎。可是，我将要做的却是将失望藏没于心，写完自己这篇文章。另外，我还能想到一点替莫之许的悲情辩护——莫之许好赌人尽皆知，他对于抗争的悲观绝望也难免建立在了一种“零和游戏”的赌徒思维之下，因此他喻大言小、推物及人，选择了“不跟”。加之他常年赌球输钱的失败经历，“止于当下”就成了一种赌风。
我在《莫之许关于新极权的断言与其背后的逻辑》一文中强调了打击虚假希望不应该连带打击主体性的希望，不能从否定人的虚假希望变成否定人本身。并引出“令狐冲”，以及“英雄自由主义”这个概念，为后极权体制下个体反抗的可能以及其可能的独特性和致命性进行了强调。自由英雄主义这个词语是我在试图解决后极权社会下的反抗困局时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不是现有概念的合并，也不是现有概念的细分。我将在后文详细说明。
80年代，随着昆德拉在中国的偶像式走红，苏东自由派之间的道义纠葛也被不对等的代入到了中国社会。余杰在《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从昆德拉和哈维尔谈起》中写道——签名还是不签名，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心灵还是智慧，这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昆德拉还是哈维尔，这更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余杰在25岁时写作此文，反响很大，争议也很大）
昆德拉是挑剔的、疏远的、清高的、识趣的，他认为极权下的社会百态是媚俗的，哈维尔等人反抗极权的斗争也是媚俗的。但是相反地，他又信仰一种 “真实的媚俗“， 反对崇高的价值，反对激情、反意义。他认为对比起以“崇高”为假面的情感，媚俗的才是真实而又珍贵的。他对英雄主义的反讽和消解，正如他的名言——“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
从八九十年代开始，昆德拉就是小资小清新们的生活范本，正如环球时报是历代自甘五的教材。这位没有政治担当的犬儒主义者似乎充满了魅力，即使是对那些被他嘲笑的人。很多朋友误解了“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这句话的本意，以为这句话出于勉励，是对待失败的反抗，可事实上这句话只是昆德拉式的反讽，反讽人类对自由追求的无谓。

布拉德皮特和唐老鸭
时下中国，有越来越多自以为聪明和有趣的人正以昆德拉式的审美观念贬低他人的坚持和努力，在对负重者与先行者的嘲讽中为自己增长个性的光环。劳作者的血汗被视如无物，如果不够有趣则只是豪宴中粗鄙。于是在一群奴隶生活的猪圈当中，看客越来越多、看客的审美标准也越来越高。人们被一种“有趣”和“不凡”吸引，就像飞蛾扑火一般娱乐至死，灵魂变的腐败。他们不愿「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不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在专制的品格上，传统极权逼迫人们学习政治，严肃的对待现在和未来，而意识形态早八辈子破产了的后极权正巴不得人们对政治莫不关心，装逼耍酷生活在别处。如果说这种重叠是巧合，不如说是必然，当出版社引进昆德拉的同时，哈维尔就被挡在门外。政府统治的逻辑非常清晰，严肃时请大家一起保持严肃，无赖时请大家一起畅享无赖。
刘荻（不锈钢老鼠）、饱醉豚这样的二皮脸、不正经（前后对应）正是当下非主流的主流制造者、传播者。前者以不媚俗的“笑话政治”自居，生活在对不媚俗的极致追求和崇拜之中，甚至将自己的审美方式升华为落井下石造谣抹黑的理由。种种无耻与无德并行，于是在江湖上坐实了“阴沟鼠”的骂名。鄙人曾拜谒过刘荻几回，最大感受是她的朗朗笑声中充满了痛苦和空虚。有前辈说：“刘荻的个性来源于她的无才，看书较多，但恨不得将书全摆在鞋柜上。”
与前者相同又有不同，饱醉豚才华横溢，情感丰富，但是又神出鬼没、亦神亦魔的让人摸不着头脑。他为杨佳立传，为存在做诗，不时能以一种真挚和细腻将人打动。但不知道是绝望还是无聊他又总以冷眼旁观、插科打诨的面目出现使人怀疑他闳识孤怀背后的真诚，豚鼠合流总是与前者惺惺相惜。以此二者为例，人们时时以特立独行的面貌出现，却不知他们自己正是被冷漠的后极权社会所制造。
“英雄自由主义”中的“英雄”依旧是指个体层面，“自由”依旧是指社会层面，但是这两个词组合起来便形容了一种比个人意志更强调自由可能，但又比自由的可能更强调个人突破的社会观念，以及发展状态。
英雄自由主义在这里不只是基于个人价值观的内在实现，而更多是一种社会学、政治学层面的宏观认知。是在不可计算和消解的社会空间内，个体或无序、或自发、或不可预知、或因人而异、或必然或偶然的原发性、创造性行动力，以及这种原发性、创造性的可能在社会突破时起到的独特性和致命性作用。
这种效应的有效发挥建立在个体反抗行为拥有充分的自主性的基础上，也就是一种关于自由的“反抗的自由”。我曾在《再论个体反抗与不合作反抗的区别》一文中，严厉的批评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推广路径，极其严肃的强调了这种运动本身的规划性和指导性对现实社会中自由反抗的伤害和遏制。很多受昆德拉影响的人青睐“不合作”三个字背后的“美学”，却试图逼迫那些主动的、自觉地反抗者放弃他们仅有的自主性转而与他们合作，以一种不在场的情操。
在我强调个体原发性的社会冲击时，我说的不是你扶老太太过马路、帮同学安装翻墙软件等小事。没错，我说的正是杨佳、钱明奇、范木根、夏俊峰、巩进军、赵枫生等人，甚至还有王某、华某。如果你追问王某、华某是谁，报纸隐去了他们的名字，而我也不想刻意去寻找，没有人想记住他们，也没有人想遇到他们，但是他们干过的事所有人却非常清楚，他们就是砍杀了幼儿园儿童，制造了公交大火的人，罪大恶极的人。
个体的自由并不是一句玩笑。自由本身无可谓轻重贵贱，即非他人能够赋予，也非他人能够定义，甚至连一条狗也可以在不可预知的时刻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在自由的边界中，道德也是一种约束，甚至同样是一种奴役，当一个屈辱的灵魂中所有驱利、向善的欲望被彻底浇灭时，自由就应该爆发出它的纯粹权力。在不可轻言的观念悲剧之中，希望的终结就是谎言的终结，自在的爆发就是伪装的卸下。人们常常说自由意味着承担，但是人们不应该忽略在道德、法律与利益之外，人们还会为自由付出骂名和生命的代价。而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存在的真实，那你只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自由主义者。
我在《反社会的人——人性的反弹》一文中用人性的反弹来描述这种自由的极端。极端的个体虽没有人性，但真正是人性的一种可能。这些人虽然永远不会被道德社会认定为英雄，但是他们确实是自己命运的英雄。不论他们是疯狂还是冷血，没有政治自由的社会永远都有一种固然存在的哲学自由。没有人比另外一个人自己更有资格去批评和质疑他的生命，也没有人比他自己还有资格去惩罚和解脱他的罪孽。
这就是英雄自由主义的中立色彩，他存在于自由主义之中，升华于形形色色的英雄个体。而我们真正恐惧的其实不是暴力本身，而是暴力背后隐藏的关于自由的真相。在社会空间被严防死堵的后极权时代，我们反抗专制需要的也许正是这种直面真实的魄力与担当。
如果有一天，我家破人亡，孤立无援，朝不保夕那么你最好躲着我走，而如果我遇上一个失地、失家、失去全部的绝望农民被其所害，我也只会怪自己倒霉，我也许是一个好人，但是对一无所有的人来说，我的好又算什么，我的无辜又算什么。
承重的东西需要通过时间和瞬间来帮助消化。最后以哈维尔的一段话作为结束，希望文章能轻松收尾：一个无权无势的个人敢于为真理而吶喊，并以自己个人的全部生命来支持自己的声音，即使形式上被剥夺了选举权，却有数以千计的匿名投票者，有着令人震惊的更强大的力量。

不可救药的自渎——论犬儒的装逼
前不久有一场“六四研讨会”，在满满的寓意之中召开，按惯例人们还为此照了张相片。但是不同以往，警察将与会者带走关押了好久，直至数十个黄白交替之后才将他们从看守所中释放。也许是出于惊吓导致的惊喜，一位以严肃著称的女学者激昂献词：“他们是这个国家最为柔软的良心，也是这个国家最为坚强的脊梁。”并使另一位女学者感动不已。
我也生活在这个国家，恰好就遇见过更柔软的良心和更坚强的脊梁，但是我自己对于这种情绪性的辞藻向来不置可否，大家都在挣扎。可是我刚好看完一篇论装逼的文章，这里自然也就多了一层感触。
这位姑娘为什么要感动呢？我此刻居然有点诧异。按照她自己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风格应该自惭形秽才对。应该一放出来就说：崔卫平你个装逼犯，我晚上只想吃糖醋脊梁，然后把她的这句话写道《论装逼》里。其实，我对于装逼的认识还是不明就里，只觉得这姐们的境界太高，对装逼的理解太过深刻，常人实在难以企及。
在一个严肃的人看来，“装逼”这个词和“傻逼”一样，是万能词语，各种不服和鄙视都能被这两个词包括在内，有时候更像是一种相声词，而有时只能被视为一种语言的失效的贫乏。当要用“媚俗”和“装逼”做比较时，我请教了一个汉学家和一个美国佬，都没有为这个词找到准确的定义。所以我们暂且先把“装逼”理解为“装模作样”或“假装牛逼”。“装”和“假”是这个词语核心，我们要证明一个人或一件事装逼就先要证明它不真实并且很虚假，反之亦然。
于此而论。“媚俗”是人将自我消解于某种既有的意义的状态，比如起哄和跟风；“装逼”是人们对某种既有的意义的夸大，比如乖张和自负。“媚俗”源于人们的审美，而“装逼”基于人们对现实的认定。但是，昆德拉基于生命无意义的本质以及人在这种孤独中挣扎的饥渴状态嘲讽了人们刻意去依附意义的状态，其出发点是存在本生无意义；而我们平时说的装逼，则是指一个人对某种没有意义的事物或理念的过度依赖和推崇，出发点是承认存在真正有意义的事物。
而在昆德拉式的语境下，“媚俗”和“装逼”的意义完全不同以往。实际上，犬儒主义的虚无世界观本来就不在意庸俗也不在意崇高，不讲究逻辑也不在意判断，在一种逼格甚高的自渎情操下，世界上的所有人、所有的努力不过都是在媚俗、都是在装逼。而昆德拉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勇敢的铺张了这一点，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特立独行的、不同凡响的，而这一点也让他和他的门徒愤愤不平。然而不可逃离的是，他们活着也无聊透顶，难以承受生命之轻。所以擅长用无意义的事物充斥自己的意义，用意念的刀剑支撑起垮塌的良心。
在我们让这些伪类被否定、被装逼、被解构之后，我们若还有一点自尊的能力，我们就能意识到昆德拉尤其是其可悲的门徒才是最大的装逼犯。与其说昆德拉使用了媚俗这个词语，不如昆德拉重新发明了媚俗；与其说他的继承者借用了装逼一词，不如说他的继承者重新定义了装逼。
由于人们求真的天性，我们说成功学装逼、心灵鸡汤装逼、炫富卖萌装逼……因为我们觉得在这些表面的意义背后缺少实在的意义作为支撑。小时代中的小清新、小成功、小自恋是可怜的，因为他们对意义的局限让意义变得空洞而又浅薄。享乐主义者、利己主义者、犬儒主义者因为逃避责任、沆瀣一气所以才是真正媚俗的，而他们攻击性的自圆其说又让他们的装逼面目可憎。
正是因为人们对意义探求才有了装逼这种概念。自轻自贱的逍遥者可以对他人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横加指责，而这种莫须有的装逼却让一个真实认真的人很难回应，有什么比鞭挞一阵风更加无谓的呢？自负的虚无主义者，用自负与虚无循环论证，因为它们可以立足于虚无之上证明自我的牛逼，也可以立足于自我的牛逼之上证明他人的虚无，可谓装逼犯的最高境界。当他们向着一面镜子说出装逼这个词时，也会反射到他人身上，而真正严肃的生活的人却无法穿过一面镜子抵达承重的良心。
荒诞与强权从来没有让人类失去信仰，反倒成就了人类的信仰本身，从旧神到新神，从旧世界到新规则，人类之所信仰之所不屈从未枯竭。因为渺小，人类无法不为身边的变化而感动，因为不凡，人类从未放弃对生命的担待，正是人们对生命意义的追求赋予了生命在宇宙虚无中的独特尊严。不论是踏雪远征的英雄，还是红袖飞扬的少年，亦或依偎踌伫的妇人，在真诚的生活之中人类没有别处可循，也没有道貌岸然的先知先觉。真正的独立感恰恰是源于继承性，它并不会使人们无休止的放纵并在不可自拔的虚无中感觉到自负和愉悦。
自渎者的精神状态才是真正媚俗的，他们的精神世界中同样充满了对未知的恐惧，然而他们却渴望未知的世界接纳他们的此刻的疏远，甚至期待变化的世界承认他们对于意义的消解。在所有对人生意义的衡量中，只有一个在精神层面接纳现实的人，才能是一个真正与现实世界平等的人，一个真正具有了生命感的人，一个自由的人。也只有获得了这种真正的自由之后才能为自己的存在不断充实意义，才能真正的慷慨的付出，并以这样的执着和认真的对待人生。
自渎者那种倾向于“真实”的热忱并不是源于他们对生活的投入，而正是因为一种对生活和生命必然要遭遇到的是非善恶表现出的懒惰和疏离。这是一种奇怪的轻飘之感，有时少见，有时多见；有时人们以这种虚伪明哲保身，有时人们却能以这种虚伪扬名立万。一个人是无敌的，但是当一个人的自杀日记变成了一群人的神迹，其效仿者就敢于否定整个世界，并最终被整个世界嘲笑回去。与其说犬儒主义的盛行是时代导致的悲剧，不如说是人性中固有的懦弱被一个时代重新发现。
勇士面前的轻狂者，并不纯真，他们矮化英雄只是因为自己无法企及。人们付出了什么，人们就承担了什么，铁拳下的反抗不是捣蛋鬼的儿戏。逃避者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困苦，就无法懂的生活中的荒诞与浪漫，没有经历过生命的无常，就不能体尝到生命的短噬和热情。当勇者被无耻者踩在低处，这才我们的审美中不能接受的极大装逼，更是我们的正义感所不能接受的极大耻辱。
昆德拉当告密者一事被曝出后，哈维尔说“你完全不必是一个战争英雄，只需要问自己：仅仅因为知道但是没有说出来我就要坐上十年的牢吗？监狱是为英雄设置的，不是像我这样的人。”铁肩担道义的哈维尔没有用自己信仰的道义绑架昆德拉，可昆德拉却用一生的时间以一种无谓的逼格绑架了哈维尔们。这种差距也许是不可企及的，似乎昆德拉注定了是昆德拉，而哈维尔注定了是哈维尔。
意念与信念相辅相成，在鼠辈横行、夏虫不可语冰的时代，人们在社会中迷失了自己，也迷失了这个时代。正如哈维尔的心怀，真正的负重者不愿意装逼，也不愿意自我夸大，真正的坚韧者也并不愿意看到自己鹤立鸡群。那种意识深处的装逼的人格才是可怕的，他们的夸张和自负远远大于乔装打扮的英雄。而事实上，承重的灵魂不需要藉由宏大的假想，不论是思想家还是行动者，不论是妇人还是游子，人们都有理由接纳和汲取自己的精神源泉，让勇气和不凡超越身份的局限和自我的狭隘。
不论你是否高深，只要你不是一个犬儒的人你就无法与一个犬儒者分享喜悦，更别说其同甘共苦。缺乏安全感的犬儒者憎恨你的勇气，恐惧你的不凡，他们必须想方设法穷尽一切智慧将你绊倒，然后爬向你、阉割掉你，最后使你成为他们的知己。人们有着寻找意义的天性，而无意义性也许正是一个人从生到死的最终的去处。
无知的小学教师要求学生们在仰望星空时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可是孩子们自己的感受却可能更宽广无边。一朵小红花被戴在胸前，是对一个孩子最好的鼓励，而一种信念被扛在双肩，也许正是一段人生中最有意义的肯定。象征的意义不可瓦解，人们对自我的喜爱，远大于对正确的依赖，也许人类的本质就是浪漫的孩童。对于选择，我们都以存在主义的方式死磕着，因为没有人能逃脱他固有的局限，而真正有趣的问题不是生活本身的情操，而是生活之上的生命选择。
当前社会，兴起的民主价值逐渐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人们将解决所有出现以及未出现的社会矛盾寄托在了宏大的政治形态的制度性重启，而却少有人去果敢的影响、碰触这一整体性变革于当下的自主运行。人们仿佛期望让未知保持静止，就像未知能带来最短的前进方向。有时候人们几乎狼狈的不认识自己，不论是迈出那一只脚都是基于他人的力量，被无意义的嘲笑者与装逼者所羁绊。
其实，对于装逼犯的回击也没有太多意义，抛开否定与反制的作用不谈，这本来就是一篇挺好的文章。也许一个旅行者没有必要理会途径的某个盲流，但若停下脚步纠正此刻的乖张那就有了一种瓦解无意义的担当。你在这个社会中行走，好比你走进了动物园，是你去参观猴子，而不是让猴子参观你；是你在观赏猴子时放松自我，而不是在猴子身上寻找自我。
在极权时代，昆德拉的犬儒与虚无是对无意义的意义的一种解构。而在后极权时代，他的犬儒与虚无就变成了对无意义的强化与辅助，尤其是和装逼结合在一起时。但是，不论极权还是后极权，从人们希望改变命运开始，人们就不能没有一种踏平坎坷成大道的勇气与自我超度。

赵国与支那
万宝之争：门口的野蛮人，背后的赵家人；快播案：只准赵王梦雪，不许百姓撸管；铜锣湾书店事件：同一个赵国，同一个噩梦；台湾大选：票投赵家代理党，台湾明天变香港……自从鲁迅笔下《阿Q正传》中那一句“你也配姓赵”被有心的网民重新打捞出来，并赋予时代新意后，赵家人、赵王、赵国，一连串与“赵”有关的新词陆续被创造，并广泛运用到对各类时事的评论中。

甚至，北外的乔木老师，也就是著名的“赵三篇”的作者，最近还在网上发起了“赵学研究会”。继汉学（Sinology）和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之后，赵学（Zhaology）似乎正在迅速崛起为社会政治领域一门“显学”。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过，“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来想象的。其实，国家何尝不是这样，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下，阶层、贫富、族群的差异被一个共同的“中国人”的标签和概念所掩盖，让人无从否定也没法反驳。除非你像部分台湾人或香港人那样，彻底否认自己的“中国人”身份。

问题是，台湾人、香港人之所以能够较为容易，且相对彻底地实现与中国，确切地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切割，首先是因为其在地理上处于中国本部的边陲，易于脱离母体自立。但对于身处大陆的民众来说，这种切割无论在哪个层面上都无法做到。虽然也有人不断撰文，试图从国家与政权的关系和差别的角度加以厘清，但这种论说毕竟过于学理化，并非人人都搞得明白。

这时候，赵国、赵家人等词的横空出世，几乎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实现了对国家内部不同阶层群体在概念修辞上的纵向区分，以聊聊二三字刻画了权贵与百姓泾渭分明之界限、不可逾越之鸿沟以及无法调节之矛盾。但历史地来看，这种智慧并不仅仅属于今天的中国网民，早在一百多年前，我们的先辈就曾使用过类似的指代称呼，那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支那”。

今天的中国人，听到“支那”这个词或许都会有种本能的反感，觉得它是日本右翼对中国人的蔑称。殊不知，晚清时期的许多中国人，特别是革命家，对于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不但不生气，还纷纷效仿。

这一方面是因为，“支那”一词最初其实源自梵文对“秦”的音译，本意为“统一、强大”，到了佛经中更多了“文明、睿智”的褒义成分。即便在被引入日本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支那”也是作为对中国汉人的尊敬被使用；另一方面，由于视满清政权为异族统治，许多革命党人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转而藉用日本式叫法称中国为“支那”，自己则是“支那人”。

比如，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提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词（这里的“支那亡国”是指明朝亡于清朝）；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这是后来同盟会党报《民报》的前身。甚至就连立宪派的梁启超，也曾用过“支那少年”为笔名。而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十九岁独自登上印度大吉岭时更赋诗自况：“若论女子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在这里，革命者通过“支那”这个词，成功地确立起与“他者”（清国）相对立的“自我”，从而解构掉了清廷一元化的“国家叙事”，为后来的排满革命扫清了概念上的障碍。相比较而言，赵国、赵家人等词汇在解释和限定功能上还只完成了一半，即定义了他者，却没能回答“我们是谁”。如何建立起相对于赵国、赵家人的“二元叙事”，或许是下一步“赵学研究会”应该思考的问题吧。

《统治的逻辑与反抗的逻辑》
作者：魏强
不论政治观点还是经济水平，中间阶层永远是纺锤形社会的重心，也许正是因为其分量，中间社会的态度总是牵动着两端博弈的神经。韩寒、柴静仿佛正是这中间社会里的一对金童玉女，他们的举动言行总是促使整个社会撕扯揉混，就像一块在唇齿间千变惭形的口香糖。
他们言行的特殊性并不是因为他们在社会舆论中制造了初创的观念或争议，而是因为他们的言行迎合了中间社会主流的观念，或主动或被动的成为了中间社会的代言者。其争议的实质是中间社会中主流的异议形式本身所遭遇到的质疑和否定。
他们是不容易被边缘社会中的反抗者所承认的，因为他们所代表的主流社会是可疑的。边缘人期望的偶然性和革命性终究是不会被主流社会中的主宰力量所接纳，这是从事反抗活动的逻辑基础，也是人们在不断的碰壁中学习到教训，边缘人降低自己对于主流社会的期望以及整体性的动员热情是明智的自尊的以及必要的。
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必须要照顾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和形形色色，了解变革在统治者那里和中间社会中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和阻碍是什么，以及不同人群以及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在大是大非面前，统治与反抗的对立不只是立场和观点的不同，而是一种自在逻辑的惯性延续，持续着对抗的主导性自足。当我们进行一场革命性的反抗时，我们必须要理解和继承这种反抗的内在逻辑，并且对统治者维持其统治的反制策略有所认识，才能为一种革命性的主张自圆其说并且找到行动的方向。
人们常说某条路被封死了、某条路也值得去走似乎很有见地，但大部分时候人们只是在四处摸黑。向统治者进攻的路径看起来有很多很多，但是并不是都能附和反抗的内在逻辑，人们走在背离反抗逻辑的道路上，难免遥遥无期甚至是南辕北辙。有时候路被封只是因为自己走错了路，懊恼被封都是多余的。
因为道路的选择是推动变革的关键，所以政治讨论中最常见的也是路线之争。因为没有地图，人们凭借各自脑海中的应许分化出了五花八门的见解和主张，但经验却又往往像竹篮打水一般无以为继。功利主义和投机主义的困境在这时尤为凸显。方便的法门让人们不知所终，廉价的兑换让人们左右为难，枯燥的宣传甚至让宣传本身都失去了号召力。在混沌的努力和饥渴的试探之中，人们似乎都混淆了自己原本是正确的一方，是具有道德优势的一方。
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依旧是非常薄弱和贫瘠的，绝大部分反抗者在变成一盘散沙之前就是一盘散沙，鲜有人能获得反抗精神的自足。中国人似乎天性虚妄，喜欢大处着眼强调大道之行，却往往忽视了自我的反抗逻辑的贯穿，难以清晰化自己反抗的逻辑，并用反抗的逻辑指引反抗的路线。因此，很多人指出的道路不过是迷路，很多人反抗的方式不过是梦游。
为了讨论具体的问题，这里必须定义反抗的特征。在专制与民主的二元对立中，不论反抗者是激进还是保守，所有的反抗者都归属于革命派系，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反对派。因为反抗意味着打破和扭转反抗者和统治者间的不对等社会结构，而那些在逻辑出发点上就接受了不平等地位的人即使是当局的反对派，也只是体制的合作者而不是反抗者。反抗者要理清自己的反抗逻辑，首先就得定位自己的政治诉求，并对周围人做出政治评估，梳理各种偏离了反抗逻辑的反抗路线。
背离了自己反抗逻辑的社会共识是轻薄无力的，向中间阶层的进步主义观念靠拢更是一种虚伪和懒惰。从社会发育的角度来说，韩寒和柴静客观引爆具体话题的传播价值并不如反抗者对他们的反思更具有进步意义。反抗者委曲求全借助公共人物向中间社会渗透的力量远远不足以应对中间社会自圆其说屁股决定脑袋的定力和排斥力。对于处在边缘社会的反抗者来说，接受中间社会的温柔与欺骗反倒会弱化自身的逻辑自足，成为名副其实的乌合之众。
中国人相比西方人缺乏哲学训练不擅长逻辑思维，但是中国古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基本上也表达出了思想与行为之间逻辑关系的重要性。中国古代的“名份”讲究天道与大同以及由此分封出的各种身份等级关系显然已经成为了自由民主的对立面，甚至被新的当权者用来打击进步的社会逻辑，相似逻辑的互相强化显然是高明的，也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但在这里，我需要强调的是逻辑本身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这是可以从过去的任何国家的历史中发现的不可或缺的革命因素，是需要被反对派、革命群体所重视的，甚至需要通过革命或社会运动的职业化过程加以强调和补充。
统治者也有一套进行统治的内在逻辑，并基于这种统治逻辑获得理性自治并工具化各式各样的统治手段。反抗现代极权政府的本质就是反抗一个天生操纵大师，它掌握着相比个体几乎无限的资源，并且往往比松散的反抗者拥有更多的经验积累和智识判断，尤其是中国人所面对的全世界最强大政府。
Lady Gaga的专辑入华前广电总局会组织“专家组”对歌词进行审批，他们的标准和尺度从不公开，没有任何规律可循。有时候完全没有问题的歌曲却被要求删掉，而有点悬的歌却通过了审查。这种无规律可循使唱片公司在送交审批前往往会先行自我审查，先行删掉含有政治内容或色情内容的歌曲，如果专辑中这类歌曲比较多，就根本不予引进——一位知情人向记者透露。
这种案例不胜枚举，对于统治者来说，社会中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他统治沙盘的一个试验室，不论是网络还是监狱，不论是教师还是国保，甚至连民运圈和基层党组织都可以是他们获取信息的场所。并且可以在任何场所、任何对象那里施放自己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并且在无声的控制中对控制的策略进行学习和调整。远远要比“暴力加谎言”的可选项多。
相比统治的策略，共产党统治的逻辑却是外露的，每一届政府都会提出多个统治当前社会的核心观念，而且还会通过大量的宣讲来进行强调和补充，实时发布、实时更新，颇有一种明人不做暗事的自信。共产党最核心的统治逻辑是确保自己的统治，而政治反对以外的任何事只要能够被安全控制的就都是被允许的。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能看出共产党是在以一种非常务实的政治自信主导着这个国家，就像一个诚恳的无赖，有错就改但死不下台。这种有一定社会进步性和自由化的倾向，也是后极权政治和威权政治渐渐重叠的地方。
事实上反抗者要像对手梳理自己的统治逻辑那样梳理我们反抗的逻辑，这样才能在花样繁多的统治策略中保持自我重心，避免被对手摆布并伤及对手的要害。共产党公开自己的统治逻辑并不是因为它真觉得自己的逻辑光荣，而是因为它需要不断的通过强调自己以实现自己。这听起来有点精神分裂，但却是一种逻辑能够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保持清醒的唯一办法，统治的逻辑就像绳索和骨架一样维系和支撑着统治本身。反抗的逻辑也是同样如此，也需要在人们疲惫和懒惰时梳理经过打理思维，事实上人类从事任何事业都需要反复的进行自我督促。颓废的反抗者们最好是像一个研习内参党报的优秀党员那样研习民主社科思想，并且乐此不疲的表露出来。
话题回到柴静，柴静不论从出生、相貌、气质、观念上都是一个标准的中间社会进步力量，完美的主流社会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但是柴静以及她这样的人总是偏向民权但又不沾惹民运的，主张进步却又总是就窝下蛋的，主知是捏在组织手里的。更别说他们这种闪躲背后那自欺欺人原地踏步的道德水平，不能不让真正有担当有付出，却又不断被体制打压着、消音着的反抗者反胃。反抗者们不但有足够的理由去恶心柴静等人，而且还应该去故意恶心他们，光明正大的恶心他们。这是我们作为反抗者进行反抗的必然，也是反抗者遵守其反抗逻辑的自发性必须。
讨厌其人的背后是因为讨厌他们的立场，讨厌他们的立场是因为我们遵循自己反抗的逻辑。除了语者固有的立场以外，“从我做起”这句话本身也带有一种孤立的主体性自负，把分散的行为形态置于决定性的观念建立之前，隐含着一种“自然主义”的无为风格。然而，任何积极的社会运动都需要有主导性的、方向性的原则和逻辑构成作为前提，是天生具有整体性的。不论过去的经验还是逻辑的推演，真正的反抗都需要经历观念的决裂，并由此真正开始。换句话说，抵抗运动所依赖的个人自觉、社会性基础，是必须要基于抵抗运动的观念决裂，才能产生出逻辑清晰的、真正有效的从我做起。很多时候，渐进派和革命派的认知不同就在这里。
另外有笑蜀从“世上没有救世主”的角度出发，说柴静片子的功用已经达到，因为呼唤人们“从我做起”的使命已经完成。他的理由是“从我做起”属于公民行动的，而公民社会就要靠公民行动来搞。可是，我们有自己逻辑的人就不能让他这样轻易的置换概念，最少我们需要检验一下他置换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是否与我们的反抗逻辑协调统一。
比如说，凭什么“从我做起”是立足于公民行动的。如果这个问题都不能解释清楚的话，我们确实是没有逻辑的或者逻辑混乱的。公民是什么？公民做什么？国保是公民吗？公务员是公民吗？楼下的一百个人里有多少有哪些是公民？显然，“公民党人”的逻辑和“公民”这个词的不同用法都是需要被我们价值重估一下的。许智勇博士发起的新公民运动以“公义、自由、爱”；“努力做公民”等口号作为逻辑展现，这在我的眼里和CCTV举办的慈善晚会是类似的。让我诚实的直接的说吧，“公民党人”是在兜售假冒伪劣的公民头衔，其逻辑填充不是与我同类的政治反抗，而是“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更美好的明天”。
不只是新公民运动，全国绝大部分反抗者对公民一词使用缺乏起码的理解和尊重，似乎所有人在对中间阶层进行动员时都想用公民这个词当作诱饵，兜住别人。这种举动非常轻佻可笑，就像丐帮弟兄要给朝廷大员加爵，就像孔子学院伺机要给美国佬颁奖。反抗者向中间社会传播自己的观念没错，但是谁会喜欢一个低三下四自我辱没的追求者呢？政治也不是宗教，没有宗教那种“信我得永生”的神秘力量驱使，不能让“努力做公民，明天会更好。”和“努力来祈祷，死后得救赎。”的逻辑一样。另外，很多时候也不是你叫不醒人家，只是人家不愿意买你的账，说的越多、身段越低，效果越不好。

自由也许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但公民毕竟不是，而且永远也不应该变的空洞和虚假。一个诚实的人在谈论公民时都应该谈论些什么？在谈论自由的时候在谈论什么？在谈论民主时在谈论什么？在谈论反抗时在谈论什么？这些是不能去政治化的，因为这些话题本来就是政治话题，也都需要反抗者有一个交代——不论是为了考验自己还是指引他人。这些反抗的逻辑需要反抗者不断的坚守和捍卫。
不要没有防备的走进那个漆黑的夜，警惕你向黑夜伸出的手。当你失去了自在的逻辑时，不是你手中的火炬照亮了漆黑的夜，而是漆黑的夜吞噬了你光芒。所谓知己知彼，自己不靠谱时，如何丈量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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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莫之许近几年虽然有了清晰的自我定位和社会认知，但是像他这样也是因为碰过了钉子才知道自爱的人并不值得全盘效仿。他不能将看到的事实转化成启发性的东西共享出来，似乎缺少了一种建设性的想象力和意志力，终究和其他无头苍蝇相比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斩共封神
杀伐临身
劫数难逃
国家演义
——盘古革命军

酷刑，中国自古有之，高智晟再次被用刑，狗官恶吏竟依然延续古人之恶法。但凡知道“血酬定律”的人一定明白，施暴者哪里去逃？即便你生老病死，你的子孙后代会在哪里？血酬之路漫漫，谁可越出这残酷的轮回！鲁迅言：“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的越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命理中怎可走漏一个余孽？

2008年七月，杨佳壮士身陷上海伪警局，盘古为之创作了第一首歌，盘古要告诫中国人，决不要相信一无所能只会敲诈只会咬人的疯狗警察，更不要相信中共伪政府所妖言，其蛊惑人心之目的是让国人受奴役受压榨而无怨，可耻可恨。

“六四”已经多少年了，天安门广场暴戾的子弹是最后一枪吗？绝非！这个世界没有绝响，子弹总是要射回去的，天安门绝不会亚于地狱变罗生门，那里已分明是统治者最后葬身的墓地。

一个时代终将结束，一个神话终将破灭，出来一个杀一个，绝不留情。遭劫的在数，在数者难逃。灭共封神，末世演义！拉开帷幕！

彭家珍——暗杀时代的最后刺客
作者:宋石男

当时的革命党人，醉心暗杀者为主流。即使以温和著称的宋教仁，也将革命方法概括成“暴动”与“暗杀”，而文质彬彬的蔡元培，同样认为“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二是暗杀”。

1912年1月26日晚，成都金堂人彭家珍，一位身高不足1.6米的同盟会员，完成了民国鼎革之际的重要一击——刺杀清末“宗社党”之胆良弼。彭家珍当场殉国，良弼则断一腿，数日后因伤重身亡。 临死前，良弼对彭家珍不恨反赞：“炸我者，真是奇男子。我本军人，死不足惜，其如宗社从兹灭亡何”?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10天后，彭家珍被民国政府追赠为“陆军大将军”，孙中山更对其称赞有加：“我老彭收功弹丸”。事实上，“老 彭”不止“收功”，更是“收宫”。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国民党，不复以会党的形式存在。同盟会所主持的一个暗杀时代，宣告结束，而彭家珍，也成为同 盟会历史上的最后刺客。

同盟会暗杀风习溯源

要了解一个暗杀时代的最后刺客，先得了解这个暗杀时代。

辛亥革命前10年间，鼓吹暗杀之风甚烈。最早约为1902年冬，留日学生杨毓麟在《新湖南》撰文，声称“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 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1903年，军国民教育会成立，会则规定“方法三种：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1907年，吴樾(炸清出洋五 大臣之人)在《民报》增刊发表的《暗杀时代》，更是“暗杀主义”之代表作。

当时的革命党人，醉心暗杀者为主流。即使以温和著称的宋教仁，也将革命方法概括成“暴动”与“暗杀”，而文质彬彬的蔡元培，同样认为“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二是暗杀”。此外，章太炎、秋瑾、陈天华、陶成章等活动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赞同或主张过暗杀。

1905年8月成立的同盟会，其几位最重要人物也将暗杀视为革命的一种捷径。

孙中山在此阶段至少部分认同暗杀。冯自由《革命逸史》记，1900年孙发动惠州起义，曾亲派史坚如等赶赴广州，组织暗杀机关以资策应。(史坚如 是辛亥革命前第一个使用炸弹的刺客，可惜他在炸德寿时，因技术不过硬未中目标，只将附近楼房炸塌8间，压死6人，伤5人)。柏文蔚《五十年经历》则 记，1905年孙中山亲自组建同盟会暗杀团，并命孙毓筠回国至南京，谋炸端方。冯自由又记，直到1911年，孙中山还叮嘱一个江湖会党“汇款万元与黄克 强，为筹设暗杀机关经费”。

黄克强，即黄兴，同盟会仅次于孙中山的二号人物。他对暗杀就更加热心了，几乎可说是身体力行。早年在日本留学，黄兴就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成 员。1911年 广州起义前，在新加坡筹款不利，他一冒火，就打算“步汪精卫的后尘”，一个人去实施暗杀。(胡国梁《辛亥广州起义别记》)。广州起义失败，他给冯自由写 信，又高呼“自念惟有躬自狙击此次最为害之虏贼，以酬死事诸人”。要不是孙中山等拦住，他真可能去搞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了。

同盟会中另一重要人物，汪精卫也力倡暗杀。1910年与胡汉民通信，胡以为“暗杀之事不可行”，汪却说：“至于暗杀，不过牺牲三数同志之性命， 何伤元气之有?” 同年3月，汪精卫与黄复生、喻培伦、陈壁君等人密谋用炸弹刺杀摄政王载沣。事泄后汪被捕，还很拉风地在监狱里写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 快，不负少年头”。

同盟会三个大佬均支持暗杀，相应的机构也就层出不穷。比较重要的有四：1、1905年在东京成立的暗杀团，由一个叫方君瑛的女子主持，吴玉章也 曾参与其间。2、1910年在香港成立的支那暗杀团，成员有谋炸李准而受伤被捕的刘思复等。3、1911年在广州成立的成记洋货店暗杀团，由支那暗杀团梁 绮神协助开设，并于10月炸死前来上任的倒霉蛋广州将军凤山。4、京津同盟会的暗杀机构，主要领导是汪精卫，先后策划谋刺袁世凯的北京暗杀团，谋刺张怀芝 的天津暗杀团等。彭家珍其时任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终于单身刺杀良弼，成为辛亥革命中的最后刺客。

同盟会暗杀史实述略

从1900年史坚如炸两广总督德寿未遂，到1912年彭家珍炸死良弼，同盟会员的暗杀事件(或谋划)不下50起。大约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是为配合武装起义而行刺敌方大僚。如1906年杨卓林谋刺两江总督端方，1911年李燮和、陈方度谋刺广州巡警道王秉恩，同年蒋翊武谋刺鄂督瑞澄等，都是以个人的孤注一掷为集体起义开路，多半带着“擒贼先擒王”的盘算。

二是武装起义失败后，暗杀“罪魁”以泄愤。如1908年安庆马炮营起义失败后，范传甲留在城里要孤身与清军 协领余大鸿拼了;1910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也是因为多次起义失败，要用一己肉身搏杀敌首;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林冠慈等炸伤广州提督李准，而李沛 基又炸死了新上任的广州将军凤山。这又是以个人的袭击报复为死难的同志招魂了。

三是跟具体的起义无关，只是激烈政见的宣泄方式。如1910年陈与燊谋刺在他眼里“欲借外债而图私利”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同年又有邝佐治在旧金山持枪谋刺在美国考察军政的海军大臣载洵。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手枪、炸弹喊出最响亮的口号，以唤起麻木民众，砥砺同志士气。

最后一种则是考量大局而必须除掉障碍物。如1912年三烈士刺袁世凯未遂，以及稍后彭家珍刺杀良弼。他们希望通过除掉“元凶巨恶”而使自己理想中的革命成功。

同盟会的暗杀行为非常复杂，其思想根源却大 致可归结于两方面。一是西方尤其是俄国传来的虚无主义以及民粹主义(二者常被混淆，但绝非一物)，一是中国古代由来已久的尚侠、尚勇之刺客传统。他们读了 洋书，则崇拜“虚无党”、“民粹党”，读了古书，则崇拜刺客、游侠。两者之结合，则是充满血性的个人英雄主义乃至恐怖主义，所谓“虽万千人吾往矣”，“孔 曰成仁，孟曰成义”，以最极端的方式来表达对最残酷政权的愤怒，进而促成对后者的完全颠覆。

1912年前彭家珍事迹撮要

了解完“当暗杀已成习惯”的渊源，且让我们进入最后刺客彭家珍的世界。

彭家珍(1888-1912)年，四川成都金堂人。其父彭世勋为清末秀才，曾赴日，思想激进，主张实业救国，是四川保路运动的骨干之一。少年时代的彭家珍受父亲影响，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并结识了宋育仁、吴之英、廖平等新派人物。

1903年，彭家珍考入成都武备学堂，当时口试在楼上举行，考官问楼梯有多少级，一般考生皆不能答，只彭家珍回答无误，可见其心细如发，事事留意。

1906年，他因成绩优等被公派日本考察军事，其间加入同盟会。他的一个朋友回忆，当时连彭家珍在内的7个年青会员跑去剃了光头，合影留念，以 示革命决心。同年彭返川，任清军的排长，驻成都外北凤凰山。翌年，同盟会在川骨干密谋成都起义，事泄，彭设法通知党人，最终只有3名会员被杀，7名会员入 狱。

此后直到1910年初，彭一直在清军担任下级官僚，并两度失业，于是去往沈阳碰运气。7月，得同盟会员刘介藩介绍，任奉天讲武堂附属学兵营前队队官，其间四方联络豪客奇士，为日后举事储备人脉。

1911年，他谋得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长职位，到任之时，恰值武昌起义。10月，清廷从欧洲购得大批军火，经京奉路南运长江前线，他同二十镇驻 滦州军官、党人施从云等联络，说服该镇统制张绍曾下令在军火过滦州时截留。彭家珍谋划用此批军火起事，可惜张绍曾旋被罢免，事终未成。10月11日， 汪精卫邀集他与白逾桓等人，在天津成立同盟会京津支部，汪任支部长，白任参谋部长，彭任军事部长。此间，彭拿出大量军用车票供京津党人使用，并挪用清廷的 枪支、军马、钱粮支持革命。事泄，他化名出走，为清陆军通缉，仍来往于京、津、奉、沪，积极联络党人。在上海，他得到孙中山接见，意气更加峥嵘。此时蜀军 正在筹建，他可为蜀军副总司令，却婉拒，仍回北方，谋划暗杀袁世凯、良弼及载泽。

家珍在1912年前的重要事迹大略如此，下面再补充两条有趣的材料。

一是他的理想主义。1911年父亲催婚，彭家珍回信说自己“仍居下僚”，且“季子无金”，没法构建和谐家庭，必须再“遨游数载，夺得将军印”，“否则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耶”?因此拒绝回家完婚，他未过门的妻子也再没机会过门，不过她仍为彭守节终身。

二是他的外貌。一般人想像中，孤胆刺客一定都英气逼人，样貌不凡，彭家珍却让他们失望了。他既不魁梧，也不 英俊。同盟会员王子骞回忆，在上海曾见彭，其“个子不高，大约一米五几，不超过一米六”。另据史料，彭刺良身亡后，清军总兵前去查验尸首，只看到“短身、 圆面、浓眉，年约三十许”的寻常面目。(彭死时还不到24，看上去已经像三十许，说明他长得老气。)

彭家珍行刺缘由考

1912年，是彭家珍生命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年。此时，清廷控制范围只有东三省、直隶、鲁、豫、甘肃、新疆八省，而民军所控制的则有十四省， 约占2/3。相比袁世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南方民军较为松散无组织。南方若当真强攻北方，很难说鹿死谁手。从1911年9月开始的南北和谈，直至翌年1 月，始终陷于僵局。(其间往来相当繁复，可参看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袁、孙以外，另有第三股势力，那就是以良弼等宗社党为实际魁首的清廷贵族，在奄奄一息中筹划最后一搏。宗社党的正式亮相是1912年1月12 日， 皇族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等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宣言。宗社党成员大多胸前刺有二龙、满文姓名，在京津等地积极活动，企图赶走内 阁总理袁世凯，由毓朗、载泽出面组阁，而铁良、良弼等率军与南方决一死战。(良弼甚至许下三月内击败民军，否者斩首的豪言。)

在这种情势下，刺杀袁世凯、良弼等人成为京津同盟会的首要目标。1月16日，同盟会员杨禹昌、张先培、黄芝明等组成暗杀小组，以炸弹行刺袁世凯，第一弹毙其顶马，第二弹未中，第三弹毙其驾车之马，又一弹毙其从骑，却未中袁之座位。袁世凯遇刺后遁入府内，深居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