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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warded from TinyReadiviearning (南国微雪 Miyuki)
# 红桃 Q
*苏童*
有些人就是改不了小偷小摸的毛病,在我们香椿树街上这种情况尤其严重,你稍不留神家里的腌鱼、香烟甚至扫帚就会失踪,所以那天当我发现我的扑克牌少了一张红桃 Q 时,我立即想到有人偷去了我的红桃 Q。
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爱护我的扑克牌,那是我在一九六九年唯一的玩具,我常常用它和我哥哥玩一种名叫大洛克的游戏。玩扑克牌是不能缺少任何一张牌的,也正因为如此,我在每一张牌后面都写了我的名字,我以为这样一来谁也不会来偷我的扑克了,可是我错了。我去向我哥哥打听红桃 Q 的下落,他说,丢一张牌算什么?我们学校李胖的儿子都丢了,一个人丢了都没人找,谁替你找一张破牌?我从他的表情里察觉出某种蹊跷之处,几天前他向我借一毛钱,我没理睬他,我怀疑他故意偷走了红桃 Q 作为对我的报复,我这么想着就把手伸到他的枕头里、床褥下还有抽屉中搜查起来,你知道我哥哥不是什么好惹的人,他突然大叫起来,你他妈的把我当牛鬼蛇神呀?你他妈的敢抄我的家?说着他就朝我屁股上狠狠地踹了一脚。
后来我们兄弟俩就扭打起来了,后来当然是我挂了眼泪灯笼,我哥哥一看局面不堪收拾了,纵身一跃就跳到了窗外的大街上,隔着窗子他对我说,你真他妈的没骨气,丢一张破扑克牌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一张红桃 Q 吗,哪天我给你弄一张红桃 Q 不就完了?
我哥哥是个吹牛皮大王,即使他说那番话是认真的,我也不相信他能弄来那张红桃 Q。那是一九六九年,我们这个城市处于一种奇怪的革命之中,人们拒绝了一切娱乐,街上清寂无人,店铺的大门半开半闭,即使你走遍整座城市也看不见一张扑克牌的影子。你想像一九六九年一个雨雪霏霏的冬日,一个孩子在布市街(当时叫红旗街)一带走走停停,沿途爬在每一个柜台上朝货架上张望。营业员说,这位小同志你要什么?孩子说,扑克牌。营业员便都皱起了眉头,语气也不耐烦了,哪有什么扑克牌?没有!
我这么精心描述我当时寻觅扑克牌的情景,只是为了让你相信,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我跟随我父亲到上海去就是为了买一盒新扑克牌,从我们那座城市坐火车去上海大约需要两个钟头。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火车,但我不记得当时是什么心情了,况且两个钟头的旅程过于短暂,只记得我父亲一直与邻座谈论着橡胶、钢铁什么的,谈着谈着火车就停下来了,上海到了。
一九六九年的上海是灰蒙蒙的死城,我这么说其实多半是一种文学演绎,因为除了那些上黄色的有钟楼的大圆顶房子,还有临近旅社的一长溜摆放豆制品的木架,我对当时上海的街景几乎没有什么记忆。我跟随出公差的父亲走在上海的大街上,眼光只是关注着路边每一家店铺的玻璃柜台。你应该相信,即使是在一九六九年,上海的店铺也比我们那儿的店铺更像店铺,不管是肥皂、草纸还是糖果糕点都整洁有序地摆放在柜台货架上,有几次我一眼就看见类似扑克牌的小纸盒,但每次跑过去一看,那却是一盒伤湿止痛膏或者是一盒香烟,上海也没有扑克牌?上海也没有扑克牌,这让我失望透顶,我想香椿树街上的那些妇女常常叽叽呱呱地谈论上海的商品,她们把上海说成一个应有尽有的城市,现在看来全是骗人的鬼话。
我说过我父亲公务在身,他没有时间陪我在店铺里寻觅扑克牌,他要赶在别人下班前办完他的事情。在一幢灰白色的挂着许多标语条幅的水泥大搂前,父亲松开了我的手,他把我推到传达室的窗前,对里面的一个中年女人说,我上你们革委会办点事,你替我看一下我儿子。我看见那女人漠然地扫视着我们,鼻孔里哼了一声,出公差还带着孩子?什么作风!
我父亲无心辩解,他拎着一只黑色公文包匆匆地往楼上跑去,剩下我一个人站在上海的这座陌主的水泥大楼里,站在一个陌生女人冷冰冰的视线里。我看见传达室的炉子上有一壶水噗噗地吐着热气,那些热气在小屋里轻轻地漫溢着,墙上的毛泽东画像和几面红旗便显得有些湿润而模糊,那个女人的双手一直在桌下做着某种机械动作,偶尔地她抬起头朝我膘上一眼。我突然很想知道她在干什么,于是我撑住窗沿腾起身子,朝桌子下面的那双手看了一眼,我看见一只苍白的手抓着一只圆形绣花架,另一只苍白的手捏着绣花针和丝线,我还看见了那块白绢上的一朵红花,是一朵绣了一半的硕大的红花。
你干什么?女人发现了我的动作,她几乎是惊恐地把手里的东西扔在桌下,她伸出一只手来抓我的胳膊,但我躲闪开了,我发现那个女人的眼睛里露出一丝凶光,她从桌上捡起一支粉笔朝我扔过来,嘴里恶声恶气地说,哪来的小特务小内奸?鬼头鬼脑的,给我滚开!
我逃到了街道的另一侧。我觉得那个女人莫名其妙,她把两只字藏在办公桌下绣花莫名其妙,她对我喷发的怒火更是莫名其妙。我其实不在乎她把手藏在桌下干什么,不就是绣一朵花吗,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呢?我想假如知道她是在绣花,我才懒得望她一眼,问题是她不知道我的心思,其实当我撑住窗沿看她的手时,我最希望看见的是扑克牌或者只是一张红桃 Q。
我第一次去上海充满了失落感,我父亲拉着我的手在上海的街道上怒气冲冲地走,他说,扑克牌,扑克牌,你知不知道那是封资修的东西,那不是什么好东西!
现在我可以确定当年随父亲投宿的旅社临近外滩或者黄浦江,因为那天夜里我听见了海关大钟、小火轮以及货船汽笛的声音,我还记得旅社的房间里有三张床,每张床上都悬着夏天才用得上的圆罩形蚊帐。除了我和父亲,房间里还住着一个操北方口音的男人,那个男人长了一脸硬如猪鬃的络腮胡子。
起先我一个人睡一张床,灯开着,窗外的上海在一种类似呜咽的市声中渐渐沉入黑暗,我看不见窗外的事物,我只是透过蚊帐看着房间的墙。墙是米黄色的,墙上有一张爱国卫生月的宣传画,我觉得宣传画上那个手持苍蝇拍的男孩很像我们街上的猫头(猫头也许与失窃的那张红桃 Q 有关,他是我的重点怀疑对象),我想了一会儿猫头与红桃 Q 的事。突然就看见了墙上的那滩血迹,真的是很突然地看见了那滩血迹,它像一张地图印在墙上,贴着床上的蚊帐,离我的枕边仅仅一掌之距。
墙上有血!我朝另一张床上的父亲大叫起来。
哪来的血?我父亲从床上欠起身子,朝我这里草草地望了一眼,他说,是蚊子血,夏天谁打蚊子时留在墙上的。
不是蚊子的血。我有点惊恐地研究着墙上那滩血迹,蚊子的血没有这么多!
别去管它了,闭上眼睛好好睡,马上要拉灯了。父亲说。
我看见那个络腮胡男人钻出蚊帐,他三步两步地跳过来,掀起我床上的蚊帐,是这滩血吧?他看了我一眼,掉头用一种明亮的目光盯着墙上的那滩血迹看,然后我看见那个男人做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动作,他把食指放进嘴里含了一会儿,突然伸到墙上的血迹中心狠狠地刮了一下,又把食指放回到嘴里,我看见他微微皱了皱眉头,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是人血。他三步两步地跳回自己的床,在蚊帐里嘿地笑了一声,是人血,我一看就知道是人血。
刹那间恐惧使我的心狂跳起来,我扑向父亲的那张床,什么也没说,一头钻进了父亲的被窝。
是从谁头顶上溅出来的血,我一看就知道了。络腮胡男人说,你要用锥子戳谁的头,血溅到墙上就是那样子,用皮带头抡也差不多,我一看就知道了,这儿肯定押过人。
那不可能,这是旅社,父亲说。
旅社怎么就不能押人?络腮胡男人在蚊帐里再次发出了轻蔑的笑声,他说,你好像什么都没见过,我们单位的澡堂都押过人,那血可不是在墙上,是在天花板上,天花板上呀,你知道人血怎么能溅到天花板上?你没亲眼见过,让你猜也猜不出来。
别说了,我带着孩子。我父亲堵住那男人的话茬说,我带着孩子,孩子胆小。
那男人后来就不再说了。灯熄灭了,旅社的房间也突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包括墙上的那滩血迹也被黑暗湮没了。除了一种模糊微白的反光,我看不见旅社墙面上的任何东西。我听见对面床上的男人打起了浊重的鼾声,后来我父亲也开始打鼾了。
孩子们胆小,那天夜里我一直抓着父亲的一条胳膊,我想像着旅社里曾经发生的这件事情,想像那个流血的人和手拿锥子或者皮带头的人,一时无法入眠,我记得我清晰地听见了上海午夜的钟声,我想那一定就是著名的海关大楼的钟声。
第二天上海没有阳光,天色始终像灰铁皮似的盖在高楼与电线杆的上端,我父亲捧着一张纸条,带着我在一家巨大的商场内穿梭,纸条上列着毛线、床单、皮鞋尺码之类的货品清单,那是邻居们委托父亲购买的。在那座明显留有殖民地气味的建筑物里,人比货品更为丰富芜杂。在皮鞋柜台那里,我差点与父亲失散,我走到文具柜台前,误以为柜台里的一盒回形针是扑克牌。当我沮丧地坐回到试鞋的长椅上,突然发现坐在旁边的不是我父亲,是一个穿着蓝呢子中山装的陌生人。
后来我张着嘴站在椅子上哇哇大哭,我父亲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扔下手里的东西就在我屈股上打了两下,他说,让你别乱跑,你偏要乱跑,告诉过你多少遍,这是上海,走丢了没地方找你,我说我没有乱跑,我去找扑克牌了。我父亲没再责备我,他拉着我的手默然地往外面走,上海也没有扑克牌,父亲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或许小地方小县城还有扑克牌卖,等我去江西出差时给你看看吧。
大概为了抚慰我,父亲决定带我去黄浦江边看船。我们走到江边时空中已是雨雪霏霏,外滩一带行人寥落。我们沿着江边的铁栏杆走,我第一次看见了融入海洋的江水,江水是灰黄色的漾着油脂的,完全违背了我的想像。我还看见了许多江鸥,它们有着修长而轻捷的翅膀,啼叫声也比香椿树街檐前树上的麻雀响亮一百倍,当然最让我神思飞扬的是那些船舶,那些泊岸的和正在江中行驶的船舶,那些桅杆、舷窗、烟囱、锚在以及在风中猎猎作响的彩旗,我认为它们与我在图画本上描绘的轮船如出一辙。
雨和雪后来一直飘飘洒洒地落在上海的街道上,直到我和父亲登上那列短途火车的车厢。我的上海之旅结束得如此仓促,再加上恶劣的天气使午后的时间提前进入黑暗,我印象中的回程火车是灰暗而寒冷的。
*苏童*
有些人就是改不了小偷小摸的毛病,在我们香椿树街上这种情况尤其严重,你稍不留神家里的腌鱼、香烟甚至扫帚就会失踪,所以那天当我发现我的扑克牌少了一张红桃 Q 时,我立即想到有人偷去了我的红桃 Q。
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爱护我的扑克牌,那是我在一九六九年唯一的玩具,我常常用它和我哥哥玩一种名叫大洛克的游戏。玩扑克牌是不能缺少任何一张牌的,也正因为如此,我在每一张牌后面都写了我的名字,我以为这样一来谁也不会来偷我的扑克了,可是我错了。我去向我哥哥打听红桃 Q 的下落,他说,丢一张牌算什么?我们学校李胖的儿子都丢了,一个人丢了都没人找,谁替你找一张破牌?我从他的表情里察觉出某种蹊跷之处,几天前他向我借一毛钱,我没理睬他,我怀疑他故意偷走了红桃 Q 作为对我的报复,我这么想着就把手伸到他的枕头里、床褥下还有抽屉中搜查起来,你知道我哥哥不是什么好惹的人,他突然大叫起来,你他妈的把我当牛鬼蛇神呀?你他妈的敢抄我的家?说着他就朝我屁股上狠狠地踹了一脚。
后来我们兄弟俩就扭打起来了,后来当然是我挂了眼泪灯笼,我哥哥一看局面不堪收拾了,纵身一跃就跳到了窗外的大街上,隔着窗子他对我说,你真他妈的没骨气,丢一张破扑克牌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一张红桃 Q 吗,哪天我给你弄一张红桃 Q 不就完了?
我哥哥是个吹牛皮大王,即使他说那番话是认真的,我也不相信他能弄来那张红桃 Q。那是一九六九年,我们这个城市处于一种奇怪的革命之中,人们拒绝了一切娱乐,街上清寂无人,店铺的大门半开半闭,即使你走遍整座城市也看不见一张扑克牌的影子。你想像一九六九年一个雨雪霏霏的冬日,一个孩子在布市街(当时叫红旗街)一带走走停停,沿途爬在每一个柜台上朝货架上张望。营业员说,这位小同志你要什么?孩子说,扑克牌。营业员便都皱起了眉头,语气也不耐烦了,哪有什么扑克牌?没有!
我这么精心描述我当时寻觅扑克牌的情景,只是为了让你相信,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我跟随我父亲到上海去就是为了买一盒新扑克牌,从我们那座城市坐火车去上海大约需要两个钟头。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火车,但我不记得当时是什么心情了,况且两个钟头的旅程过于短暂,只记得我父亲一直与邻座谈论着橡胶、钢铁什么的,谈着谈着火车就停下来了,上海到了。
一九六九年的上海是灰蒙蒙的死城,我这么说其实多半是一种文学演绎,因为除了那些上黄色的有钟楼的大圆顶房子,还有临近旅社的一长溜摆放豆制品的木架,我对当时上海的街景几乎没有什么记忆。我跟随出公差的父亲走在上海的大街上,眼光只是关注着路边每一家店铺的玻璃柜台。你应该相信,即使是在一九六九年,上海的店铺也比我们那儿的店铺更像店铺,不管是肥皂、草纸还是糖果糕点都整洁有序地摆放在柜台货架上,有几次我一眼就看见类似扑克牌的小纸盒,但每次跑过去一看,那却是一盒伤湿止痛膏或者是一盒香烟,上海也没有扑克牌?上海也没有扑克牌,这让我失望透顶,我想香椿树街上的那些妇女常常叽叽呱呱地谈论上海的商品,她们把上海说成一个应有尽有的城市,现在看来全是骗人的鬼话。
我说过我父亲公务在身,他没有时间陪我在店铺里寻觅扑克牌,他要赶在别人下班前办完他的事情。在一幢灰白色的挂着许多标语条幅的水泥大搂前,父亲松开了我的手,他把我推到传达室的窗前,对里面的一个中年女人说,我上你们革委会办点事,你替我看一下我儿子。我看见那女人漠然地扫视着我们,鼻孔里哼了一声,出公差还带着孩子?什么作风!
我父亲无心辩解,他拎着一只黑色公文包匆匆地往楼上跑去,剩下我一个人站在上海的这座陌主的水泥大楼里,站在一个陌生女人冷冰冰的视线里。我看见传达室的炉子上有一壶水噗噗地吐着热气,那些热气在小屋里轻轻地漫溢着,墙上的毛泽东画像和几面红旗便显得有些湿润而模糊,那个女人的双手一直在桌下做着某种机械动作,偶尔地她抬起头朝我膘上一眼。我突然很想知道她在干什么,于是我撑住窗沿腾起身子,朝桌子下面的那双手看了一眼,我看见一只苍白的手抓着一只圆形绣花架,另一只苍白的手捏着绣花针和丝线,我还看见了那块白绢上的一朵红花,是一朵绣了一半的硕大的红花。
你干什么?女人发现了我的动作,她几乎是惊恐地把手里的东西扔在桌下,她伸出一只手来抓我的胳膊,但我躲闪开了,我发现那个女人的眼睛里露出一丝凶光,她从桌上捡起一支粉笔朝我扔过来,嘴里恶声恶气地说,哪来的小特务小内奸?鬼头鬼脑的,给我滚开!
我逃到了街道的另一侧。我觉得那个女人莫名其妙,她把两只字藏在办公桌下绣花莫名其妙,她对我喷发的怒火更是莫名其妙。我其实不在乎她把手藏在桌下干什么,不就是绣一朵花吗,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呢?我想假如知道她是在绣花,我才懒得望她一眼,问题是她不知道我的心思,其实当我撑住窗沿看她的手时,我最希望看见的是扑克牌或者只是一张红桃 Q。
我第一次去上海充满了失落感,我父亲拉着我的手在上海的街道上怒气冲冲地走,他说,扑克牌,扑克牌,你知不知道那是封资修的东西,那不是什么好东西!
现在我可以确定当年随父亲投宿的旅社临近外滩或者黄浦江,因为那天夜里我听见了海关大钟、小火轮以及货船汽笛的声音,我还记得旅社的房间里有三张床,每张床上都悬着夏天才用得上的圆罩形蚊帐。除了我和父亲,房间里还住着一个操北方口音的男人,那个男人长了一脸硬如猪鬃的络腮胡子。
起先我一个人睡一张床,灯开着,窗外的上海在一种类似呜咽的市声中渐渐沉入黑暗,我看不见窗外的事物,我只是透过蚊帐看着房间的墙。墙是米黄色的,墙上有一张爱国卫生月的宣传画,我觉得宣传画上那个手持苍蝇拍的男孩很像我们街上的猫头(猫头也许与失窃的那张红桃 Q 有关,他是我的重点怀疑对象),我想了一会儿猫头与红桃 Q 的事。突然就看见了墙上的那滩血迹,真的是很突然地看见了那滩血迹,它像一张地图印在墙上,贴着床上的蚊帐,离我的枕边仅仅一掌之距。
墙上有血!我朝另一张床上的父亲大叫起来。
哪来的血?我父亲从床上欠起身子,朝我这里草草地望了一眼,他说,是蚊子血,夏天谁打蚊子时留在墙上的。
不是蚊子的血。我有点惊恐地研究着墙上那滩血迹,蚊子的血没有这么多!
别去管它了,闭上眼睛好好睡,马上要拉灯了。父亲说。
我看见那个络腮胡男人钻出蚊帐,他三步两步地跳过来,掀起我床上的蚊帐,是这滩血吧?他看了我一眼,掉头用一种明亮的目光盯着墙上的那滩血迹看,然后我看见那个男人做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动作,他把食指放进嘴里含了一会儿,突然伸到墙上的血迹中心狠狠地刮了一下,又把食指放回到嘴里,我看见他微微皱了皱眉头,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是人血。他三步两步地跳回自己的床,在蚊帐里嘿地笑了一声,是人血,我一看就知道是人血。
刹那间恐惧使我的心狂跳起来,我扑向父亲的那张床,什么也没说,一头钻进了父亲的被窝。
是从谁头顶上溅出来的血,我一看就知道了。络腮胡男人说,你要用锥子戳谁的头,血溅到墙上就是那样子,用皮带头抡也差不多,我一看就知道了,这儿肯定押过人。
那不可能,这是旅社,父亲说。
旅社怎么就不能押人?络腮胡男人在蚊帐里再次发出了轻蔑的笑声,他说,你好像什么都没见过,我们单位的澡堂都押过人,那血可不是在墙上,是在天花板上,天花板上呀,你知道人血怎么能溅到天花板上?你没亲眼见过,让你猜也猜不出来。
别说了,我带着孩子。我父亲堵住那男人的话茬说,我带着孩子,孩子胆小。
那男人后来就不再说了。灯熄灭了,旅社的房间也突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包括墙上的那滩血迹也被黑暗湮没了。除了一种模糊微白的反光,我看不见旅社墙面上的任何东西。我听见对面床上的男人打起了浊重的鼾声,后来我父亲也开始打鼾了。
孩子们胆小,那天夜里我一直抓着父亲的一条胳膊,我想像着旅社里曾经发生的这件事情,想像那个流血的人和手拿锥子或者皮带头的人,一时无法入眠,我记得我清晰地听见了上海午夜的钟声,我想那一定就是著名的海关大楼的钟声。
第二天上海没有阳光,天色始终像灰铁皮似的盖在高楼与电线杆的上端,我父亲捧着一张纸条,带着我在一家巨大的商场内穿梭,纸条上列着毛线、床单、皮鞋尺码之类的货品清单,那是邻居们委托父亲购买的。在那座明显留有殖民地气味的建筑物里,人比货品更为丰富芜杂。在皮鞋柜台那里,我差点与父亲失散,我走到文具柜台前,误以为柜台里的一盒回形针是扑克牌。当我沮丧地坐回到试鞋的长椅上,突然发现坐在旁边的不是我父亲,是一个穿着蓝呢子中山装的陌生人。
后来我张着嘴站在椅子上哇哇大哭,我父亲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扔下手里的东西就在我屈股上打了两下,他说,让你别乱跑,你偏要乱跑,告诉过你多少遍,这是上海,走丢了没地方找你,我说我没有乱跑,我去找扑克牌了。我父亲没再责备我,他拉着我的手默然地往外面走,上海也没有扑克牌,父亲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或许小地方小县城还有扑克牌卖,等我去江西出差时给你看看吧。
大概为了抚慰我,父亲决定带我去黄浦江边看船。我们走到江边时空中已是雨雪霏霏,外滩一带行人寥落。我们沿着江边的铁栏杆走,我第一次看见了融入海洋的江水,江水是灰黄色的漾着油脂的,完全违背了我的想像。我还看见了许多江鸥,它们有着修长而轻捷的翅膀,啼叫声也比香椿树街檐前树上的麻雀响亮一百倍,当然最让我神思飞扬的是那些船舶,那些泊岸的和正在江中行驶的船舶,那些桅杆、舷窗、烟囱、锚在以及在风中猎猎作响的彩旗,我认为它们与我在图画本上描绘的轮船如出一辙。
雨和雪后来一直飘飘洒洒地落在上海的街道上,直到我和父亲登上那列短途火车的车厢。我的上海之旅结束得如此仓促,再加上恶劣的天气使午后的时间提前进入黑暗,我印象中的回程火车是灰暗而寒冷的。
Forwarded from TinyReadiviearning (南国微雪 Miyuki)
车厢里几乎是空荡荡的,每一张木制座椅都透出一股凉意。我们原来坐在车厢中部,但那儿的窗玻璃被打碎了,因此父亲领着我走到了车厢尾部,那儿临近厕所,隐约地会飘来一股尿味,但毕竟暖和多了。我记得父亲脱下他的蓝呢子中山装裹在我身上时我问过他,这火车没有人?就我们两个人?父亲说,今天天气不好,又是慢车,坐这车的人肯定就少了。
火车快要启动的时候突然来了四个人,他们挟着车窗外的寒气闯进那节车厢,四个男人,三个年轻的都穿着军用棉大衣,只有那个年长的戴口罩的人穿着与我父亲相仿的蓝呢子中山装,他们一进来我就知道外面的雪下大了,我看见那些人的帽子和肩头落满了大片的雪花。
我想说的就是那四个匆匆而来的旅客,主要是那个戴口罩的老人,让我奇怪的是他始终被另外三个人架着挤着,他们走过我们身边,选择了车厢中部我们原先坐过的座位,他们好像不怕那儿的冷风。我看见那个老人坐在两个同伴中间,他朝我们这里转过头来,但那个动作未能完成,那个花白脑袋好像被什么牵拉着,又转了回去。隔着座椅,我看见的是几个僵硬的背部,有一个人摘下头上的帽子拍了拍雪,仅此而已,我没有听见他们说过一句话。
他们是什么人?我问父亲。
不知道。我父亲也一直冷眼旁观着,但他不允许我站起来朝那群人张望,他说,你给我坐着,不许走过去,也不许朝他们东张西望。
火车在一九六九年的风雪中驶过原野,窗外仍然是阴沉沉的暗如夜色,冬天闲置的农田里已经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雪衣。父亲让我看窗外的雪景,我就看着窗外,但我突然听见车厢中部响起了什么声音,是那四个人站了起来,三个穿棉大衣的人簇拥着戴口罩的老人穿过走道,朝我们这里走来。我很快发现他们是要去厕所,让我惊愕的还是戴口罩的老人,他仍然被架着推挤着,他的目光从同伴的肩上挤出来,盯着我和父亲,我清晰地看见他的眼泪,那个戴口罩的老人满眼是泪!
虽然我父亲用力把我往车窗那侧拉拽,我还是看到了三个人一齐挤进厕所的情景,其中包括戴口罩的老人。另外一个年轻人站在门外,他比我哥哥也大不了多少,但他向我投来的冷冷一瞥使我吓了一跳,我缩回了脑袋,轻声对我父亲说,他们进厕所了。
他们进厕所了,进去的是三个人,但那个戴口罩的老人没有出来,出来的是两个年轻人,我听见那三个穿棉大衣的人站在车厢连接处耳语着什么,我忍不往悄悄歪过脑袋,看见的是那三个穿棉大衣的人,其中一个正把大衣领子竖起来护住耳朵。
我看见的是那三个穿棉大衣的人,他们推开另一节车厢的门,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不知道戴口罩的老人怎么样了,我很想去厕所看一眼,但我父亲不准我动弹,他说,你给我坐着,不许走过去。我觉得父亲的神态和声音都显得很紧张。不知过了多久,列车员领着一群带着锣鼓铜钹的文艺宣传队员走进我们这节车厢,我父亲终于把一直抓着我的手松开,他舒了一口气说,你要上厕所?我带你去吧。
厕所的门虚掩着,推开门时一阵狂风让我打了个哆嗦,我一眼发现厕所的小窗敞开着,风与雪一起灌了进来,厕所里没有人,那个戴口罩的老人不见了。
那个老人不见了。我大叫起来,他怎么不见了?
谁不见了?父亲躲避着我的眼睛说,他们到另外一节车厢去了。
那个老人不见了,他在厕所里。我仍然大叫着,他怎么会不见了?
他到另外一节车厢去了,你不是要撒尿吗?我父亲望着窗外的风雪说,这儿多冷,你快点尿吧。
我想撒尿,但我突然看见厕所潮腻的地上有一张扑克牌,说出来你简直无法相信,那正是一张红桃 Q,我一眼就看见那是红桃 Q,是我丢失了而又找不回来的红桃 Q,你完全可以想到我的举动,我弯腰捡起了那张扑克牌,准确地说是抢起了那张扑克牌,我抹去了扑克牌上的泥雪,向我父亲挥着它,红桃 Q,正好是一张红桃 Q!我记得我父亲当时急速变化的表情,错愕,迷惑,震惊,恐惧,最后是满脸恐惧,最后我父亲满脸恐惧地抢过那张红桃 Q,一扬手扔到窗外,嘴里紊乱地叫喊着,快扔掉,别拿着它,血,牌上有血!
我敢打赌那张扑克牌上没有一滴血迹,但我父亲那么说似乎并非谵妄之言,一九六九年的上海之旅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神秘的句号。关于那个戴口罩的老人,关于那张红桃 Q。整个童年时代我父亲始终拒绝与我谈论火车上的那件事情,因此我一直以为那个戴口罩的老人是个哑巴,直到前几年我已能与父亲随便地谈论所有陈年往事时,他才纠正了我记忆中错误的这一部分,你那时候还小,你看不出来,父亲说,他不是哑巴,肯定不是哑巴,你没注意他的口罩在动,他的舌头,他的舌头被,被他们,被……
我父亲没有说下去,他说不下去,他的眼睛里一下子沁满了泪,而我也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其实我也不喜欢多谈这件事情,多年来我常常想起火车上那个老人的泪水,想起他的泪水我心里就非常难受。
无论如何红桃 Q 仅仅是一张扑克牌而已。现在我仍然喜欢与朋友一起玩扑克,每次抓到红桃 Q 时我总觉得那张牌有某种异常的分量,不管是否适合牌理,那张牌我从不轻易出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习惯把那张牌留到最后。
#每日一文
火车快要启动的时候突然来了四个人,他们挟着车窗外的寒气闯进那节车厢,四个男人,三个年轻的都穿着军用棉大衣,只有那个年长的戴口罩的人穿着与我父亲相仿的蓝呢子中山装,他们一进来我就知道外面的雪下大了,我看见那些人的帽子和肩头落满了大片的雪花。
我想说的就是那四个匆匆而来的旅客,主要是那个戴口罩的老人,让我奇怪的是他始终被另外三个人架着挤着,他们走过我们身边,选择了车厢中部我们原先坐过的座位,他们好像不怕那儿的冷风。我看见那个老人坐在两个同伴中间,他朝我们这里转过头来,但那个动作未能完成,那个花白脑袋好像被什么牵拉着,又转了回去。隔着座椅,我看见的是几个僵硬的背部,有一个人摘下头上的帽子拍了拍雪,仅此而已,我没有听见他们说过一句话。
他们是什么人?我问父亲。
不知道。我父亲也一直冷眼旁观着,但他不允许我站起来朝那群人张望,他说,你给我坐着,不许走过去,也不许朝他们东张西望。
火车在一九六九年的风雪中驶过原野,窗外仍然是阴沉沉的暗如夜色,冬天闲置的农田里已经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雪衣。父亲让我看窗外的雪景,我就看着窗外,但我突然听见车厢中部响起了什么声音,是那四个人站了起来,三个穿棉大衣的人簇拥着戴口罩的老人穿过走道,朝我们这里走来。我很快发现他们是要去厕所,让我惊愕的还是戴口罩的老人,他仍然被架着推挤着,他的目光从同伴的肩上挤出来,盯着我和父亲,我清晰地看见他的眼泪,那个戴口罩的老人满眼是泪!
虽然我父亲用力把我往车窗那侧拉拽,我还是看到了三个人一齐挤进厕所的情景,其中包括戴口罩的老人。另外一个年轻人站在门外,他比我哥哥也大不了多少,但他向我投来的冷冷一瞥使我吓了一跳,我缩回了脑袋,轻声对我父亲说,他们进厕所了。
他们进厕所了,进去的是三个人,但那个戴口罩的老人没有出来,出来的是两个年轻人,我听见那三个穿棉大衣的人站在车厢连接处耳语着什么,我忍不往悄悄歪过脑袋,看见的是那三个穿棉大衣的人,其中一个正把大衣领子竖起来护住耳朵。
我看见的是那三个穿棉大衣的人,他们推开另一节车厢的门,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不知道戴口罩的老人怎么样了,我很想去厕所看一眼,但我父亲不准我动弹,他说,你给我坐着,不许走过去。我觉得父亲的神态和声音都显得很紧张。不知过了多久,列车员领着一群带着锣鼓铜钹的文艺宣传队员走进我们这节车厢,我父亲终于把一直抓着我的手松开,他舒了一口气说,你要上厕所?我带你去吧。
厕所的门虚掩着,推开门时一阵狂风让我打了个哆嗦,我一眼发现厕所的小窗敞开着,风与雪一起灌了进来,厕所里没有人,那个戴口罩的老人不见了。
那个老人不见了。我大叫起来,他怎么不见了?
谁不见了?父亲躲避着我的眼睛说,他们到另外一节车厢去了。
那个老人不见了,他在厕所里。我仍然大叫着,他怎么会不见了?
他到另外一节车厢去了,你不是要撒尿吗?我父亲望着窗外的风雪说,这儿多冷,你快点尿吧。
我想撒尿,但我突然看见厕所潮腻的地上有一张扑克牌,说出来你简直无法相信,那正是一张红桃 Q,我一眼就看见那是红桃 Q,是我丢失了而又找不回来的红桃 Q,你完全可以想到我的举动,我弯腰捡起了那张扑克牌,准确地说是抢起了那张扑克牌,我抹去了扑克牌上的泥雪,向我父亲挥着它,红桃 Q,正好是一张红桃 Q!我记得我父亲当时急速变化的表情,错愕,迷惑,震惊,恐惧,最后是满脸恐惧,最后我父亲满脸恐惧地抢过那张红桃 Q,一扬手扔到窗外,嘴里紊乱地叫喊着,快扔掉,别拿着它,血,牌上有血!
我敢打赌那张扑克牌上没有一滴血迹,但我父亲那么说似乎并非谵妄之言,一九六九年的上海之旅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神秘的句号。关于那个戴口罩的老人,关于那张红桃 Q。整个童年时代我父亲始终拒绝与我谈论火车上的那件事情,因此我一直以为那个戴口罩的老人是个哑巴,直到前几年我已能与父亲随便地谈论所有陈年往事时,他才纠正了我记忆中错误的这一部分,你那时候还小,你看不出来,父亲说,他不是哑巴,肯定不是哑巴,你没注意他的口罩在动,他的舌头,他的舌头被,被他们,被……
我父亲没有说下去,他说不下去,他的眼睛里一下子沁满了泪,而我也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其实我也不喜欢多谈这件事情,多年来我常常想起火车上那个老人的泪水,想起他的泪水我心里就非常难受。
无论如何红桃 Q 仅仅是一张扑克牌而已。现在我仍然喜欢与朋友一起玩扑克,每次抓到红桃 Q 时我总觉得那张牌有某种异常的分量,不管是否适合牌理,那张牌我从不轻易出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习惯把那张牌留到最后。
#每日一文
这两天都有预定的行程安排,没有时间写日记。
或许是心情低落和舟车劳顿的双重原因,昨天晚上回家之后很困,竟然十二点之前就睡了。
回家是好事,只是确认了一件不好的事。
灵以前的行为表现,让我一直觉得,我们是好朋友。无论是她曾经的倾诉心事、主动找我玩、送礼物、聊天还是答应(自认为比较敏感的)承诺等等,我都觉得这样觉得。
很好的朋友。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于这期间的距离感都相当困惑。灵似乎对我比对其他朋友,有着更遥远的距离。
无论是线下她的拘谨、只穿裤子(或许这点是我太敏感,见她的朋友圈很多见朋友的照片都不这样)、不拍合照甚至都很少拍照(或许也都是我太敏感)、对许多事情都保密、还有不太主动聊天等等,都让我觉得我又只是普通朋友。
可能还不到普通朋友吧,因为距离感更生疏一些。
这种割裂感,让我非常非常困惑,困扰了相当长的时间。
我原以为是自己做得不够,没办法让她信任,但似乎不是这样。
昨天找她玩了一下午,既是为了见见朋友让自己的生活有些趣味,也是为了确认猜想——这种割裂的猜想。
最后的结果,与我想象中差不多。
她对我确实有着更大的距离感。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朋友。
于是回家之后我便一直有些难过,不过也终于下定决心了吧。
毕竟任何只有一方努力的关系都难以为继。
我觉得我也应该退后一步保持距离。
我对她有过很多的承诺,我想的是这些承诺都兑现完之后,就差不多可以拉开距离了。
这样想之后,对于“承诺必须完成”的使命感也没有那么大了。甚至觉得能否兑现也比较随缘了。
不过承诺毕竟是承诺,能兑现就兑现吧,说话要算数。
昨天就在这样的昏昏沉沉之中睡去。
醒来之后,依然维持了这个决定。那一瞬间,居然有了“原来不是夜深了胡思乱想啊”这种好笑的想法。
我们都太过独立了。
对于个体而言是好事,对于关系而言,是相当坏的事情。
她曾跟我说,她很羡慕那些爱得热烈、放纵、毫无保留甚至肆无忌惮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做不到。”
我哑然失笑。
我觉得还蛮正常的,像我自己一样,缺钱了想要钱,缺爱想要爱。
我们得到之后真的会幸福吗?还是说,我们想要的只是“想象自己得到它”之后的幻想?
或许我们选择性忽视了背后的疼痛。就像我执行计划期间的挣扎一样。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她说,她现在的样子恰好是最好的状态。
“耶克斯-多德森定律说,动机中等强度的时候,任务完成效率最高,对难、中、易的任务都是如此。短时间特别执着某个东西,意志力就会迅速耗光。”
但我现在一直都后悔和她说这个东西,因为看起来像是在完全否定她的想法。
也或许正是因为她太独立了,做不到,才会有这种想法吧。
写得有些多了。
周五纪委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了。纪委办主任跟我说,她觉得可以过了,让我先回去,如果有问题周一再叫我回来。
以本次“暂停岗位工作+批评教育”,下次再犯“经济处罚”收尾。同时长发的事情,因为不交代原因或者不整改就没办法交差,最后不得已说了自己想要捐发。
“这种原因你怎么不早点说?你就甘心承受我们不理解的目光和批评吗?”
我哭笑不得。
两件事情都有了个交代,这才让我回去。
今天上午和兄长玩了一把以撒,前期运气简直了,重开了好多次。
本来觉得最后一把也要完了,只能说 R 键真是我们俩的救星,对我俩来说唯一的真神五级道具。
下午睡醒,佳仪正好也睡醒。我只能说我们俩都相当松弛,笑死。
最近对台球有些上瘾,于是也叫她打台球。
她开始不愿意,说不会玩,架杆都不知道怎么架。我没听,说让她试试,给她拖进去了,笑死。
我觉得尝试新鲜东西总是好的。
“我突然觉得台球还有点好玩哦。”
结束之后,她这样跟我说。
我哭笑不得。
最后两颗球都是她打进的。
最意外的是,今天去了另一个台球馆,他们试营业,所以免费玩。
听到她们这么说,那一瞬间觉得好幸福(笑。
要是昨天和灵也来这个台球馆就好了。可惜去的是另一个地方。
打台球,佳仪十分怕遇到自己的学生,所以我们特意找了个角落,笑死。
晚上和佳仪吃涮牛肉,听她说自己的日常,我十分诧异她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她还跟我说原来有两次很严重的高烧,四十度,烧一周。
“你认真的?”
“我骗你干嘛。”
“有的人活下来靠运气,有的人活下来纯粹靠命硬。”
在她之前,我真觉得没有人比我的作息和生活节奏更乱了。
只能说她还是斗宗强者。
我问她怎么知道我公众号的,她跟我说微信推送。
我愕然。
“哎呀,那个笔名,我一看就知道是你,”她笑得很猖狂,“还有谁取这笔名?再说了,你高中都在用这个名字了,而且我们之间又不是没写过小纸条。”
“真是微信推送的?”
“真的。千真万确。”
我感觉我的头上瞬间冒出一个“危”。
佳仪的化妆技术比我好得多得多。我们打台球和吃饭的时候都在讨论这方面的东西。
只是她好像有些外貌焦虑吧,时常打开遮瑕盘看镜子。
我一看,遮瑕盘都摔碎了。
当时真不知道说什么好(笑。
“相比上次你见我,你觉得我化妆技术有没有变好?”她叉着腰。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学化妆,姐姐。”我有些难绷。
她刚见我时,我走她右边,看着她眼睛跟她聊天。
“你下颌修容好像没扫好。”
她翻了我一个白眼。
我笑出声。
现在想想,当初没有早点学化妆好像确实错过了些什么。
我提议给她拍几张,她不让,说不喜欢拍照。
最后分别的时候,她又跟我说上次我、Lyrics、cbk 和老骆见面时,给她拍的那些照片她都还存着。
“我精修了一下,嘎嘎好看。”
“那你还不让我给你拍吗?”
“哎呀,那是怕你拍成台球宝贝的那种感觉嘛。”
哼。
这次回家节奏太匆忙,见完佳仪之后要立马启程回单位。到单位已经十二点了。
这则日记是在车上用手机写的。
未来大概一两个月,直到自己调回市分行(如果还有可能的话,大概率有可能)之前,都是比较难熬的日子。
参加工作之后,我的生活似乎就像是被怪兽吃掉了。所忆之处,尽是茫然。
如果我现在八十岁了,回忆现在这段生活,我会后悔吗?
我不知道。
如果八十岁的我突然穿梭回现在的身体,我会做出些什么改变吗?
我想,大概率会吧。
成功日记:
1. 等佳仪的过程中看了一点营养学;
2. 这些日子做了包括保持距离在内的许多重大决定;
3. 昨天睡得早,今天也醒得很早。
南国微雪 Miyuki
2025 年 6 月 28 日
或许是心情低落和舟车劳顿的双重原因,昨天晚上回家之后很困,竟然十二点之前就睡了。
回家是好事,只是确认了一件不好的事。
灵以前的行为表现,让我一直觉得,我们是好朋友。无论是她曾经的倾诉心事、主动找我玩、送礼物、聊天还是答应(自认为比较敏感的)承诺等等,我都觉得这样觉得。
很好的朋友。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于这期间的距离感都相当困惑。灵似乎对我比对其他朋友,有着更遥远的距离。
无论是线下她的拘谨、只穿裤子(或许这点是我太敏感,见她的朋友圈很多见朋友的照片都不这样)、不拍合照甚至都很少拍照(或许也都是我太敏感)、对许多事情都保密、还有不太主动聊天等等,都让我觉得我又只是普通朋友。
可能还不到普通朋友吧,因为距离感更生疏一些。
这种割裂感,让我非常非常困惑,困扰了相当长的时间。
我原以为是自己做得不够,没办法让她信任,但似乎不是这样。
昨天找她玩了一下午,既是为了见见朋友让自己的生活有些趣味,也是为了确认猜想——这种割裂的猜想。
最后的结果,与我想象中差不多。
她对我确实有着更大的距离感。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朋友。
于是回家之后我便一直有些难过,不过也终于下定决心了吧。
毕竟任何只有一方努力的关系都难以为继。
我觉得我也应该退后一步保持距离。
我对她有过很多的承诺,我想的是这些承诺都兑现完之后,就差不多可以拉开距离了。
这样想之后,对于“承诺必须完成”的使命感也没有那么大了。甚至觉得能否兑现也比较随缘了。
不过承诺毕竟是承诺,能兑现就兑现吧,说话要算数。
昨天就在这样的昏昏沉沉之中睡去。
醒来之后,依然维持了这个决定。那一瞬间,居然有了“原来不是夜深了胡思乱想啊”这种好笑的想法。
我们都太过独立了。
对于个体而言是好事,对于关系而言,是相当坏的事情。
她曾跟我说,她很羡慕那些爱得热烈、放纵、毫无保留甚至肆无忌惮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做不到。”
我哑然失笑。
我觉得还蛮正常的,像我自己一样,缺钱了想要钱,缺爱想要爱。
我们得到之后真的会幸福吗?还是说,我们想要的只是“想象自己得到它”之后的幻想?
或许我们选择性忽视了背后的疼痛。就像我执行计划期间的挣扎一样。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她说,她现在的样子恰好是最好的状态。
“耶克斯-多德森定律说,动机中等强度的时候,任务完成效率最高,对难、中、易的任务都是如此。短时间特别执着某个东西,意志力就会迅速耗光。”
但我现在一直都后悔和她说这个东西,因为看起来像是在完全否定她的想法。
也或许正是因为她太独立了,做不到,才会有这种想法吧。
写得有些多了。
周五纪委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了。纪委办主任跟我说,她觉得可以过了,让我先回去,如果有问题周一再叫我回来。
以本次“暂停岗位工作+批评教育”,下次再犯“经济处罚”收尾。同时长发的事情,因为不交代原因或者不整改就没办法交差,最后不得已说了自己想要捐发。
“这种原因你怎么不早点说?你就甘心承受我们不理解的目光和批评吗?”
我哭笑不得。
两件事情都有了个交代,这才让我回去。
今天上午和兄长玩了一把以撒,前期运气简直了,重开了好多次。
本来觉得最后一把也要完了,只能说 R 键真是我们俩的救星,对我俩来说唯一的真神五级道具。
下午睡醒,佳仪正好也睡醒。我只能说我们俩都相当松弛,笑死。
最近对台球有些上瘾,于是也叫她打台球。
她开始不愿意,说不会玩,架杆都不知道怎么架。我没听,说让她试试,给她拖进去了,笑死。
我觉得尝试新鲜东西总是好的。
“我突然觉得台球还有点好玩哦。”
结束之后,她这样跟我说。
我哭笑不得。
最后两颗球都是她打进的。
最意外的是,今天去了另一个台球馆,他们试营业,所以免费玩。
听到她们这么说,那一瞬间觉得好幸福(笑。
要是昨天和灵也来这个台球馆就好了。可惜去的是另一个地方。
打台球,佳仪十分怕遇到自己的学生,所以我们特意找了个角落,笑死。
晚上和佳仪吃涮牛肉,听她说自己的日常,我十分诧异她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她还跟我说原来有两次很严重的高烧,四十度,烧一周。
“你认真的?”
“我骗你干嘛。”
“有的人活下来靠运气,有的人活下来纯粹靠命硬。”
在她之前,我真觉得没有人比我的作息和生活节奏更乱了。
只能说她还是斗宗强者。
我问她怎么知道我公众号的,她跟我说微信推送。
我愕然。
“哎呀,那个笔名,我一看就知道是你,”她笑得很猖狂,“还有谁取这笔名?再说了,你高中都在用这个名字了,而且我们之间又不是没写过小纸条。”
“真是微信推送的?”
“真的。千真万确。”
我感觉我的头上瞬间冒出一个“危”。
佳仪的化妆技术比我好得多得多。我们打台球和吃饭的时候都在讨论这方面的东西。
只是她好像有些外貌焦虑吧,时常打开遮瑕盘看镜子。
我一看,遮瑕盘都摔碎了。
当时真不知道说什么好(笑。
“相比上次你见我,你觉得我化妆技术有没有变好?”她叉着腰。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学化妆,姐姐。”我有些难绷。
她刚见我时,我走她右边,看着她眼睛跟她聊天。
“你下颌修容好像没扫好。”
她翻了我一个白眼。
我笑出声。
现在想想,当初没有早点学化妆好像确实错过了些什么。
我提议给她拍几张,她不让,说不喜欢拍照。
最后分别的时候,她又跟我说上次我、Lyrics、cbk 和老骆见面时,给她拍的那些照片她都还存着。
“我精修了一下,嘎嘎好看。”
“那你还不让我给你拍吗?”
“哎呀,那是怕你拍成台球宝贝的那种感觉嘛。”
哼。
这次回家节奏太匆忙,见完佳仪之后要立马启程回单位。到单位已经十二点了。
这则日记是在车上用手机写的。
未来大概一两个月,直到自己调回市分行(如果还有可能的话,大概率有可能)之前,都是比较难熬的日子。
参加工作之后,我的生活似乎就像是被怪兽吃掉了。所忆之处,尽是茫然。
如果我现在八十岁了,回忆现在这段生活,我会后悔吗?
我不知道。
如果八十岁的我突然穿梭回现在的身体,我会做出些什么改变吗?
我想,大概率会吧。
成功日记:
1. 等佳仪的过程中看了一点营养学;
2. 这些日子做了包括保持距离在内的许多重大决定;
3. 昨天睡得早,今天也醒得很早。
南国微雪 Miyuki
2025 年 6 月 28 日
Forwarded from 微信搬运工
Telegraph
最新一批AI受害者,是中小学语文老师
" AI来袭,也将学校的语文老师卷入其中。一些语文老师陷入了和AI争夺学生的怪圈。他们发现,收上来的作文疑似由AI生成。其词藻华丽让老师生喜,可文章越是出彩,老师便越是忧心。且不论一些基础薄弱的学生绕过了应有的训练机会,老师们更担心让AI代写作文蔚然成风,会让语文教育丧失意义。许多语文老师在和AI作文争夺学生的周旋中疲倦不堪,也有语文教师倾尽心力想引导学生得当使用AI。 AI来袭,也将学校的语文老师卷入其中。 一些语文老师陷入了和AI争夺学生的怪圈。他们发现,收上来的作文疑似由AI生成。其词藻华丽让老师…
南国微雪 | 一切,都很美丽。
最新一批AI受害者,是中小学语文老师 | 原文
吐槽
我试过用 AI 生成一些没时间写的文章,那些文章我都想好了标题和中心思想。
但是没有一篇我满意的。
AI 生成的文章,怎么说呢,太假了。
辞藻非常华丽,但是内容相当空洞。
你们可以想象一个非常漂亮的人:服饰华丽,妆容精美,宛如天上飞仙。然后你跟这个人交流,发现对方表情木讷,目光空洞,嘴里只会念叨啊嗯哦。
看 AI 的文章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AI 写的东西最大的问题,在于完全平衡不了形式与内容。在真情实感和修辞精妙之间极度失衡。
文学,本来是用来交流和产生共鸣的。而太假的东西,是不能产生共鸣的。
哪怕不用 AI,只要一个人的句子语句通顺、段落清晰、真情实感,观感差不多都能爆杀 AI。
#吐槽
我试过用 AI 生成一些没时间写的文章,那些文章我都想好了标题和中心思想。
但是没有一篇我满意的。
AI 生成的文章,怎么说呢,太假了。
辞藻非常华丽,但是内容相当空洞。
你们可以想象一个非常漂亮的人:服饰华丽,妆容精美,宛如天上飞仙。然后你跟这个人交流,发现对方表情木讷,目光空洞,嘴里只会念叨啊嗯哦。
看 AI 的文章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AI 写的东西最大的问题,在于完全平衡不了形式与内容。在真情实感和修辞精妙之间极度失衡。
文学,本来是用来交流和产生共鸣的。而太假的东西,是不能产生共鸣的。
哪怕不用 AI,只要一个人的句子语句通顺、段落清晰、真情实感,观感差不多都能爆杀 AI。
#吐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