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爆发一周年之际，给大家推荐一下友人阿齐前几个月在端传媒发的两篇文章。基于在俄罗斯、乌克兰的实地探访，这两篇文章带有强烈的在场感。作者的观察视角十分细腻，挖掘出很多潜隐在宏大叙事背后的、复杂粘连的、参差微妙的、带有讽刺甚至黑色幽默色彩的细节。这两篇文章因而也拥有了超出一般即时性新闻报道的、值得反复玩味的价值。另外，也鼓励大家成为端传媒的订阅会员，支持经营不易的独立媒体～

惨烈的土叙大地震已经过去三周，各方关注的重点正在从紧急救灾逐渐过渡到灾后重建。不少中文媒体也开始讨论大地震所暴露出的土耳其政治经济模式内在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大地震对今年土耳其大选和长期政治前景的影响。因此想与大家分享一篇我在2017年写的文章，该文评述了土耳其社会学家Cihan Tugal的两本专著，尝试勾勒出正发党（AKP）所塑造的“土耳其模式”的兴衰起落。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33400

由于我自己并不研究这一块内容，对背景语境和史实细节难称熟悉，所以在文章中我主要还是尽力去还原原著作者的论述框架和分析逻辑。除了深化对土耳其政治变化轨迹的理解，Cihan Tugal的这两本书也是第一次让我见识到如何去系统性地使用一整套葛兰西的概念工具来分析当代的政治现象，这对我个人后续的智识发展影响极大。机缘巧合之下，Cihan后来也的确成为了我博士论文导师。

给大家推荐一下由德国University of Freiburg一些学者创建并维护的共和国史数据库The Maoist Legacy Project: https://maoistlegacy.de

虽然这个数据库背后的政治/学术议程体现的是经典自由派视角（从“极权灾难”和“转型正义”角度看毛时代），但其搜集整理的史料（包括大量与70-80年代“过渡时期”有关的一手史料）堪称丰富有趣，整理得也比较系统，而且免费向公众开放，注册账户即可查阅。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数据库上新了一批魏昂德在三四十年前对八十余名中国工人所做访谈的原始整理稿，其中包括1990年对5名参与了1989运动的工人的访谈。

2021年，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历史学者Jeremy Brown出版了专著June Fourth: The Tiananmen Protests and Beijing Massacre of 1989。作为一本关于八九民主运动的综述性专著，这本书最大的优点在于其视角的全面（comprehensive scope），把运动的时代背景、发展过程、高层决策、镇压情景、地方动态、后续余波、秋后算账、历史遗产等方方面面都讲到了。本书作者多次讲授过关于八九民主运动的专题课程，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课堂教学而写，所以非常适合作为了解八九运动及关于该运动最新研究成果的入门读物。

当然，这本书在整体史观的层面上比较陈旧，基本还是从“镇压者vs受害者”、“强制遗忘vs记住真相”的传统二元对立视角出发。我实在不知道对于理解这场运动与当下中国政治之间的关系而言，这样的视角还有什么生命力。但另一方面，正如任何一位优秀的社会史学家所应该做的那样，作者高度关注普通人、边缘人的命运，花了大量篇幅去讲那些游离于主流运动叙事之外的故事，因此在史实与叙事层面确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本书给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其第四部分（Nationwide）。这部分中关于民族问题的一章讲述了极少被人讲述的故事：1989年3月拉萨抗议期间的暴力镇压和戒严，一定程度上可被看作是是六四屠杀惨剧的先声；而1989年5月全国各地穆斯林群众针对《性风俗》一书的大规模抗议，也和民主运动产生了共振效应。这部分的其他章节也讲述了大量全国各地民众——尤其是工人——在运动期间与镇压之后的行动故事，其中很多故事是不常为人所知的。

今年另有一本关于八九运动的学术著作出版，是社会学者苏阳的Deadly Decision in Beijing，从高层宫廷政治角度分析戒严与镇压的决策过程。但我个人感觉这本书在洞见和信息量方面都较欠缺，因此也就不再特意跟大家推荐了。

周潇老师与我合作翻译的Michael Burawoy《生产的政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下的工厂政体》一书简体中文版（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6204276 )近日终于问世了。这本出版于近四十年前的经典著作，对劳工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而言具有开拓性意义，读来有历久弥新之感。如今这本书终于以更可及的方式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也算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犹记得三年前我被临时拉来“救火”，阴差阳错地成为这本书的译者之一，只能在极其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条件下尽力做好。这几年的大环境，决定了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不会顺利，中间几多波折，还换了一次出版社。不过万幸的是，虽然一些表达方式不得不被策略性地调整，但总算是保住了全部内容不被删节，原书的面貌得以完整呈现。

另一方面，本频道运营已近三年，虽然我几乎从来不与频道读者们互动，但读者们与我在精神层面的同频共振，一直于无声中给予我力量，支撑我继续将频道做下去。为表达对频道读者们的感谢，借着出版社给我寄送样书的机会，我也打算“借花献佛”，搞一个小型“抽奖”活动：我将抽取三位频道读者，向ta们赠送《生产的政治》简体中文版的实体书。有意参与抽奖的朋友请填写如下表单：

https://forms.gle/vaKDYdmdyfaGCw786

我将于两周内通过电子邮件与被抽中的朋友联系。

一些朋友可能已经听说了，最近上海的一位“陈某”因为出版发行非法出版物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缓刑一年半（https://mp.weixin.qq.com/s/p287vzmKTFq6dVvkF5JZMw ）。也有一些朋友注意到，这位陈某参与的“51人”项目曾于两年前组织翻译、出版了《每日的工人阶级史》中文版。甚至在“上海扫黄打非”官方公众号发布的通告文章所附的办案现场插图中，就能看到地上搁着一摞《每日的工人阶级史》。在当局政治镇压手法与动因变得愈发魔幻的今天，独立出版也难免更加举步维艰。在此将《每日的工人阶级史》中文版pdf分享给大家，以此向“51人”之前的尝试与努力表达敬意。

一位本频道的热心读者在这个对开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制作了单开本，以下是ta的说明：“在阅读此书时，我发觉对开本的文档在便携电子设备上阅读时略有不便。此外，文档中还有若干页面重复出现了。因此，我制作了一份单开本的文档，删除了重复的页面，并且制作了 PDF 书签目录。希望我的工作能方便此书的其他读者。” 请点击此处阅读与下载单开本：https://onedrive.live.com/?authkey=%21AFnCRPgc6H8vvWc&id=603C07CD4C5548EF%2171729&cid=603C07CD4C5548EF&parId=root&parQt=sharedby&o=OneUp 感谢这位读者，也希望大家能在这样的labor of love中感受到更多的团结与支持❤️

在“打工谈”播客录制了一期节目，回顾去年11-12月加州大学系统学术工人大罢工的历程和其中的曲折环节：https://spotify.link/6Fjta4lERDb 感谢“打工谈”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来分享我自己作为工人在工作场所参与和组织抗争的经历，并尝试对工人组织工作和集体行动的实践做一些个人化的反思。

高等教育行业的工人行动有其特殊性，但其中折射出的一些问题可能是各个行业、各个语境下的工人组织工作都要面对的。特别是，“有效的沟通、持续的动员、民主的参与”，这对工人组织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但又是特别难做到的。

同样彰显这个困境的一个例子，是去年在美国纽约Staten Island的亚马逊仓储中心组建的独立工会Amazon Labor Union（ALU）。ALU在成立之后一直未能获得资方的承认，工会内部对于后续行动策略产生分歧。以Chris Smalls为代表的工会领导层被一些基层工人认为作风不民主、独断专行（https://labornotes.org/2023/07/reform-caucus-rises-sues-elections-amazon-labor-union ）。不过说到底，这并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彰显了当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工人组织内部民主的实现制造了多么大的结构性障碍。而如何突破这些障碍，则要靠有志者们在未来共同探索、实践。

端传媒的作者“吉汉”（就是2019年那篇讲述工人在八九民运中作用的文章、以及2020年那篇讨论重庆模式的文章的作者）在消失了三年多之后，新近发表一篇长文，评述了学者魏昂德（Andrew Walder）2019年以来接连出版的三部文革研究专著：https://theinitium.com/zh-Hans/article/20231023-opinion-cultrual-revolution-research-andrew-walder-reflections

本文对魏昂德这一系列文革研究所提供的历史叙事、分析视角、研究发现梳理得比较系统，并进一步在理解文革的范式层面给出了几点拓展性的思考，也包括对魏昂德研究范式的批评。文章最后认为，文革初期的群众造反运动确有可能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运动，但这一可能性在1967年初被中共统治者自上而下地以“革命”的名义阻断了。这个具有争议性的结论，也为进一步的深入思考打开了许多空间。推荐对文革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们细读本文。

点击这一链接可以跃过付费墙直接阅读全文：https://labourwiki.org/theinitium/20231023-1.html 但还是鼓励大家成为端的订阅用户，支持运营不易的独立媒体～

前段时间震惊全美、在中文世界也引发不少关注的美国三巨头汽车企业工人大罢工，在11月底正式画上句号：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1201-whatsnew-international-workers-union-uaw （跃过付费墙阅读：https://labourwiki.org/theinitium/20231202-1.html ）

不少人最初关注到这场罢工，可能是因为罢工所展现的浩大声势、以及总统拜登造访罢工纠察线的新闻。但这场罢工背后还有更丰富的内容，堪称当代美国劳工运动的教科书：工会内部基层民主改革运动的多年积累、罢工后期的行动策略选择、关于集体谈判协议的民主讨论和争议、以及这场罢工开启的工人组织活动新前景，都值得细细观察和思考。特别是，在罢工之前的动员阶段和罢工期间，工会内的改革派基层工人团体和改革派工会领导人之间展现出既相互促进又存在张力的关系。这种关系今后如何发展变化，对美国劳工运动意义重大。

在这场罢工刚刚开启的时候，“工人自习室”网站也发布了一篇七八年前完成的访谈。在这篇非常珍贵且动人的访谈中，曾担任南海本田工人代表的小娟极为生动细致地回顾了2010年堪称历史性的南海本田工人大罢工的历程：https://workerstudyroom.wordpress.com/2023/09/24/2010-年·南海本田罢工/ 在2010年前后，中国汽车行业的工人也扮演了劳工运动“引领者”和“排头兵”的角色，带领沿海制造业的工人抗争进入波澜壮阔的高潮，虽然现在回想起来感觉遥远得像上辈子的事一样。但不管怎样，不同地域、不同年代的汽车工人之间似乎隐约传承着一种生生不息的行动精神，在历史时空中同频共振、不断回响。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作场所的阶级斗争常常表现为工人们通过集体行动对抗老板、争取和捍卫自身的权益。那么在此基础上，工人们是否能更进一步，踢开老板，通过民主自治的方式管理自己的工作场所、经营自己的企业？对于关心工人阶级命运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学者Katherine Sobering在2022年出版的《人民的酒店》一书，就生动地展示了这种可能性。 
 
在2001年阿根廷经济危机后，不少企业破产。但这其中许多企业的工人，并不是坐视企业倒闭、老板跑路，而是联合起来接管和重开了自己的企业，通过工人集体自治的方式将企业继续经营下去。鲍恩酒店的工人成立巴乌恩合作社、接管并继续经营酒店的故事，就是阿根廷这波工人自治浪潮中的一个范例。《人民的酒店》一书基于丰富扎实的田野材料，细致描绘了鲍恩酒店工人接管企业的过程，和合作社日常运作的状态与机制。
 
这本书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展示了工作场所自治所带来的一系列积极成果，还在于它坦诚地揭示了工人们在尝试民主自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遇到的一系列严峻挑战、工人们试图去应对（或者未能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以及这些挑战如何对民主自治实践形成制约。读罢此书，我们可以感受到要构建一种持续的、健康的民主生活是多么的不容易。书中的故事也启发和激励我们去思考：如何在工作场所层面的民主自治基础上，去设想和探索一种宏观经济层面全体社会成员的民主自治？
 
在即将过去的2023年，一些志愿者朋友克服了许多困难，自发协作将《人民的酒店》一书翻译成了中文，并邀请我为中文版写了一个推荐序。在今天这样一个日益艰难且令人沮丧的环境下，这样的“为爱发电”劳动可谓弥足珍贵，是为数不多能让我们感受到温暖和希望、支撑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我在此将这本书的中文版PDF作为一份新年礼物分享给本频道的读者朋友们，祝愿大家在很可能会更加压抑的2024年，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坚定感，在自己认定的道路上走下去。新年快乐。

2024年的首次推送，向大家推荐董一格老师新近在期刊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上发表的研究论文，题为“Red Housekeeping” in a Socialist Factory: Jiashu and Transforming Reproductive Labor in Urban China (1949–1962)。这篇文章讲述了建国初期的城市女性家属们，是如何参与到多种多样的劳动中来，以及国家动员家属的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张力。读罢文章，我们能看到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内含的积累逻辑是如何与女性个体的能动性交织互动的，也能理解家属的劳动为何是中国社会主义积累体制的关键一环。

近两年前，我曾与一格和一些朋友一起在一个学术工作坊上共同阅读和讨论了这篇论文早先的一个版本。那次阅读与讨论过程给我的收获，令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格老师一直坚守的学术立场，就是从生产劳动与社会再生产劳动之间的模糊边界和复杂张力出发，去透视政治经济的种种变迁。这一分析路径的意义，不仅在于强调再生产劳动的价值和揭示被遮蔽的女性生命体验，而且在于反复提醒我们：如果不将再生产场域纳入分析视野，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中国政治经济的整体历史走向。我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博士论文研究，也深刻受益于一格的这一洞见。

我个人认为这篇论文最精彩的部分，是对于“大跃进”时期城市人民公社运动的分析。在这一运动中，国家试图通过再生产劳动的普遍社会化（如兴办食堂、幼儿园等集体设施），将城市家属的劳动力“解放”出来，从而动员其服务于更快速的社会主义资本积累。然而，由于国家本身几乎不向这些集体福利设施投入资源、全靠城市居民“自力更生”，导致这些设施变得收费高、服务差、工作人员薪资低。文章特别指出，与工业生产不同，再生产劳动（尤其是照护劳动）很难产生“规模效应”，以“大规模集中”的方式运营幼儿园、托儿所这样的集体设施，看似提高了劳动效率，但严重恶化了照护效果。最终，城市人民公社中的集体福利设施在其工作人员和使用者那里都招致了大规模反感和抵制。这是“大跃进”时期激进实践最终崩溃的若干导火索之一。

最后，也向大家分享作者今天说的一句让我感慨良多的话：“忽然觉得这样一篇feminist piece dedicated to xiaohong，在这样一个日子，也充满了命运的讽刺和唏嘘。”

频道将近四个月没有推送，跟大家说声抱歉。过去的一段时间，我忙于博士论文的收尾工作，终于在上个月正式提交了博士论文的最终版，取得了博士学位。九年的读博历程，撑下来并不容易，但还要继续走下去。

今年下半年，UC Berkeley社会学系龙彦老师令人期待的学术专著Authoritarian Absorption: The Transnational Remaking of Infectious Disease Politic in China 将正式出版。该书聚焦1990年代以来跨国卫生组织在中国推动的一系列以HIV/艾滋病防治为核心的公共卫生干预，考察这些跨国干预如何塑造了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并悄然改变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前段时间，龙彦老师接受了伯克利“社会科学矩阵”（social science matrix）平台的采访 （https://matrix.berkeley.edu/research-article/yan-long/ ），详细介绍了这本新书的主要内容：跨国组织为何在中国推动关于HIV/艾滋病防治的公共卫生干预，中国政府为何接受这些干预，以及这些干预有何效果。龙彦尤其强调，这些跨国干预虽然有效助推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发展，但也带来了意料之外的两重“副作用”。

一方面，这些跨国干预强化了中国政府通过间接、弹性手段来镇压、管治社会运动的能力，增加了威权政体的韧性；另一方面，这些干预也造成了中国民间艾滋权益运动内部的分化：城市男同性恋群体的组织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和话语权，而农村血污染受害者群体则越来越被边缘化。追根溯源，这两重“副作用”都源自于跨国干预的方式：这些来自西方的公共卫生干预越来越“项目化”，强调可被量化的成果。而中国政府最擅长玩数字游戏，因此能从跨国组织那里获得越来越多的项目和资源。另一方面，相较于农村血污染受害者群体而言，城市男同性恋群体的组织更善于将项目投入转化为量化成果，因此越来越成为政府合作的对象和“项目游戏”的赢家。

这一系列研究发现，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悖论抽丝剥茧地展开，用完整的逻辑链条串起了多重复杂性，也让人对这本即将问世的新书更加期待——可以想见，书中的经验材料一定非常生动丰富。这种新书分享类的访谈并不好做，而本篇访谈的提问者显然事先下了不少工夫，提问很有水平。在此将这篇高质量的访谈分享给大家，并请大家下半年留意本书的出版。

Asian Labour Review今天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2023年“后疫情时代”中国工人集体行动的一些新特点。制造业方面，珠三角地区出现了一波由工厂关闭、搬迁引发的罢工潮，工人们对抗老板跑路、索要离职赔偿，在困境中展现了行动的韧性。而以2023年4月广东汕尾美团骑手罢工为代表的平台工人抗争，则让人们同时看到平台行业集体行动所蕴含的潜能和面临的挑战。文章不长但信息量较大，推荐给大家一读：https://labourreview.org/strike-wave-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