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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的合作者,也是我的朋友。我很想念他。希望他能早日平安回家。
今天跟大家分享复旦大学陈雁老师的论文《她们的中共“一大”:社会性别化的记忆》https://telegra.ph/hjshforlwnw-09-12

这篇论文发表于十年前,我却是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学人Scholar”上第一次读到。在一般印象里,中共“一大”是一段与女性参与毫不相干的“男性”历史。而陈老师从挖掘“一大”背后的女性参与者入手,进一步拷问女革命家的身影是如何在中共早期党史中被抹去的。

文章脉络清晰,爬梳细致,文字感染力强,非常值得一读。读罢文章,我感到一种“如鲠在喉”的憋屈,一种混合着悲凉和愤怒的情绪。就比如说这一段:

【中共早期重要的理论家蔡和森1926年所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 (提纲)”一文中有个有趣但很少被人关注的说法:“究竟吾党何时成立呢?何时发起组织呢?仲甫到沪后,一九二○年五一节后,即邀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施存统及一女人来发起组织。”1930年,李立三向中央报告党史时再次提到了上海党组织的发起人中有“一个女的”,“参加发起者只有六个人:陈独秀、戴季陶、杨明斋、李汉俊,沈玄卢,另外还有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始终不知姓名,只知道后来因为恋爱问题消极做尼姑去了”。蔡和森和李立三都先后担任过党内的最高职务,他们在追溯上海党组织发起时都提到有 “一个女人”,显然不可能是空穴来风,但是这个“始终不知姓名”的神秘女人 ,却至今无考 ,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书中详细介绍了该小组的成员,有些后来加入的、松散附属的都有详细考证, 但却未有片言只语提及“一个女人” 。】

一位中共草创最初期的上海党组织共同发起人,居然成了被人忘记姓名、也没人知道下落的“一个女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前不久,有三十年历史的香港职工盟宣布解散(虽然大多数下属工会目前仍计划继续运转)。在香港当下的政治环境中,这一决定并不让人意外,但还是不由得让人产生一种“一个时代落幕了”的感慨。

在以职工盟为代表的香港独立工会运动身上,我们既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会运动的许多普遍局限,也能看到香港政治反对运动面对的特有困境。不得不承认,雨伞运动之后、特别是2019年的运动当中,职工盟和其身后的泛民大台一起陷入了一种进退失据的境地——这其中既有政治反对运动内部的撕裂和代际变迁之缘故,也有政治运动与工人运动之间固有张力的大爆发。

但不管怎么说,职工盟及其属会这些年踏踏实实做了大量基层工人组织工作、介入了不计其数的工人抗争,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和宝贵经验,对后来者而言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端传媒的这篇报道 https://labourwiki.org/theinitium/20211008-1.html (直接打开即可)从几位职工盟干部的个人视角与经历出发,梳理了职工盟三十年的兴衰起落。文章中的主人公,既有受泛民脉络影响、大学毕业后进入工运的专职工会干事,也有从普通工人变成积极分子、在斗争中一步一步历练的工人组织者(其中有些人在职工盟的工作之外依然在做原先的那份工)。在文章所讲述的故事中,我们能看到组织工作与斗争历程如何让普通工人在捍卫权益的同时形成团结感、意识到自身的力量所在,以及工人组织工作如何在一代代人的传承、学习、反思、突破中艰难前行。
基于这几年我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写了篇文章介绍当下的美国左翼(尤其是年轻人)在工人组织工作方面的一些探索: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518394 这篇可以和前两天推荐的那篇职工盟文章对照阅读。

这篇文章其实写出来已经挺久的了。从文章写完到现在,身边的劳工圈子又出了不少事,听到的基本全是坏消息。所以我其实也在想,这种情况下介绍美国的工运经验给国内的行动者,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对于我所遇到的那些有兴趣做一些工人组织相关工作的年轻人来说,这篇文章又能帮到什么呢?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也帮不到什么。

不过……好像……也不一定?也许长期坚持下去的话,还是能发挥一点点作用的吧。
这个月已经推送过两篇与工人组织工作有关的文章,索性再推送一篇,凑成一个“三部曲”🙈 https://telegra.ph/一九二年至一九二四年中国共产党与工人建立联系的探索-10-16 早期中共的工人组织工作、香港职工盟的工人组织工作、美国左翼的工人组织工作,发生在非常不同的时空和情境之中,但可能正因为如此,反倒有了相互对照的意义。

这篇文章本身没有什么新的观点和材料,其价值可能有两点。一是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时间阶段划分,有助于我们把握早期中共工人工作的整体脉络;二是材料的呈现具有实景感,把早期中共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隔阂、以及中共在试图弥合这个隔阂的过程中遭遇的艰辛和不易写得生动形象。

在最近的大概十年里面,大陆有不少青年左翼团体(不只是佳士事件背后的团队,还包括其他一些团体)试图模仿早期中共的策略,尝试着接触工人、组织工人。这些尝试有其可贵之处,但整体来说似乎效果不佳。

对今天的工人组织工作来说,早期中共的经验的确是很有价值的。但这种价值更多应该是在于帮助我们反思工人组织工作背后的原则与规律(最近获得大量关注的WorkersLivesMatter项目其实也体现着这样一些原则和规律)、并建立对困难的心理预期,而不在于提供了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动模版。
八月份的时候《新左评论》刊出了一篇长访谈,访谈对象是巴西“无居所工人运动”(Homeless Workers’ Movement,MTST)的活动家、曾代表巴西“社会主义和自由党”(PSOL)参选过总统和圣保罗市长的Guilherme Boulos。一般而言,这种参与选举的左翼政治人物访谈,我都觉得没啥意思,因为大多都是在政党政治的议程中喊口号和自我美化。但这篇却是难得,内容很丰富,信息量大,有意思的细节也很多。

Boulos很详细地介绍了MTST的基层组织机制,以及社会运动如何站在自身的角度去处理和政党之间的关系。他对比自己早年参加巴西共产党的经历和后来参与MTST的体会,指出左翼组织和社会运动背后的组织逻辑是非常不同的——这一点,我基于自己的过往经历也是深有感触。

Boulos对于“卢拉模式”的思考也很有启发。我们常听到的对“卢拉模式”的批评,一般就是说卢拉执政时期未能触动统治阶级利益,只是趁着经济形势好搞了一些福利改良。但Boulos指出了卢拉模式的另一个重大缺陷:卢拉政府在推行福利政策的同时,未能搭配相应的政治动员与文化改造,未能推动社会意识与舆论层面的变革,反而使得受惠于卢拉福利改革的人大多变成了秉持个人主义心态的中产消费者,甚至成了博索纳罗的支持者。这也说明,对于任何一项再分配政策,我们不能只关注它在分配层面的直接经济效果,也要看它在政治层面是怎样操作的、对于塑造“主体性”有什么作用。

最后,Boulos对于当下巴西局势的观察也值得参考。我们不一定同意他选择的政治道路与策略,但至少可以尝试体会:当下这个高度极化、极右威胁巨大的政治环境,对于反“卢拉/中左路线”的巴西左翼提出了怎样的挑战。
给大家推荐《幽灵杂志》(Spectre Journal)前几天刊出的评述苏丹局势的长文:https://spectrejournal.com/counterrevolution-in-sudan/

这篇是我看过的所有评述苏丹政变的文章中最有信息量的。文章梳理了苏丹多次军事政变的历史、过渡政府在过去两年内的多项改革措施、以及苏丹政经结构所造就的巨大城乡分野——这些都构成了此次苏丹政变的关键背景,以及塑造民众反政变运动可能出路的重要力量。个人觉得文章中依靠进出口数据揭示苏丹政经结构的部分尤其精彩,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建立在坚实政经分析基础上的政治与社运观察。

今年一头一尾,分别发生了缅甸、苏丹两场军事政变。说实话,真的有点让人产生一种“大规模的民众抗议也敌不过军方铁拳”的无力感。但那些在铁拳之下还坚持抗争的人们,也给了我们无尽的力量。
昨天读到一篇讲中共接管北平之后如何组织北平建筑工人的文章:https://telegra.ph/北平接管后建筑工人的组织过程与建筑业的体制转变1949-1952-11-20

这个案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把1949前后那几年中共与工人阶级之间关系的多个复杂维度都展现出来了。我们能看到,中共在夺取政权上的胜利,对工人阶级的确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在“换了天地”的鼓舞下,建筑工人开始自发组织工会,并大胆挑战老板、捍卫自身的利益。中共基层干部对工人行动的具体协助,也给了工人以行动的信心,同时建立了政党在工人中的威信。

然而在中共政权看来,工人阶级自发的组织和斗争行动,终究是一种“无政府状态”,既不利于生产秩序、也不利于政治稳定和统一战线。因此中共开始限制“自下而上”的工人组织活动,强调在官方的安排下“自上而下”地把建筑工人组织起来。中共基层干部之前积累的威信,反倒为“自上而下”的组织工作提供了便利。

但自上而下的组织工作本质上是在抑制工人的行动主体性、强调政党的领导,因此也必然导致官办工会和工人之间的疏离,以及工会系统本身的腐化(文中提到许多基层工会实际上被老板和工头把持)。但一些基层工会干部在上级的命令压力之外,依然试图做一些推动工人自发行动的工作,“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张力始终存在。

对于工人来说,他们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只有在那个稍纵即逝的时代敞口中才得以短暂地迸发。但工人革命的终结,并非是政权铁腕镇压所致——中共以“解放”为名的限制,让“自上而下”悄然微妙地取代了“自下而上”。1949是如此,1967的上海也是如此。
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劳工运动十分热闹。中文世界对此的主要关注点,还是放在美国工人罢工和组建工会的行动上。与此同时,美国的工会民主改革运动在去年底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中文世界中引起的关注要少许多。我刚刚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这方面的进展和其意义所在,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些劳工组织工作中更本质的问题: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628160

这些年我给中文媒体写过的美国工运文章不算少了,但基本都还是站在一个外部观察者的角度去介绍、评述。这篇是我第一次尝试把自己在美国参与劳工组织工作的亲身体验大量融入到写作中。

这几年,我其实也在不断问自己:参与了那么多的劳工组织工作,到底能怎样去总结心得和感悟?在美国的这些经验,对其他语境、其他时空的劳工组织工作有没有相互比照和启发的意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一直没什么头绪,感觉身边遇到的朋友和伙伴们绝大多数对此也没啥兴趣。

但写这篇文章的过程,却出乎意料地让我在这个方向上的思考有了突破。虽然想法依然粗糙,但好歹算是有了头绪,也更让我相信: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去勾连不同语境下的劳工组织工作,确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对于既关心中国、又持进步立场的人来说,近些年在新疆发生的事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但关于新疆问题的优质论述其实非常少,一方面是囿于材料受限,另一方面是相关讨论很大程度上被“中特叙事”vs“西方自由派叙事”的二元对立垄断了。

由Made in China Journal牵头编辑的文集Xinjiang Year Zero在今年初出版。我还未及细读,但对编者和一部分作者或多或少有些了解,觉得质量是有保证的,在此向大家推荐。大家可以在澳洲国立大学出版社的网站上免费下载:https://press.anu.edu.au/publications/xinjiang-year-zero

这本文集的可贵之处,一是在于作者们大多对新疆议题有深厚的实地研究或历史研究背景,二是在于分析视角超越了“威权vs人权”的简单框架,而是将新疆发生的事情与世界体系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动态、全球范围内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历史逻辑、以及“反恐”镇压技术的跨国流动勾连在一起,大大拓展了视野,可以说十分难得。
本周美国工运界的最大新闻自然是在纽约州Staten Island和阿拉巴马州Bessemer两家亚马逊仓库举行的组建工会投票,这两天点票刚刚结束。在Staten Island,支持成立工会的工人已经明确赢得了投票胜利(2654票赞成、2131票反对;这个票差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这是美国的亚马逊工人首次成功组建工会。而Bessemer已经是时隔一年之后再次投票,目前票数过于接近(875票赞成、993票反对;这个投票率实在太低了,还不到40%),还要看争议票的情况才能判定结果。https://labornotes.org/2022/03/staten-island-amazon-workers-pull-lead-while-bessemer-re-vote-too-close-call

毋庸置疑,亚马逊在近些年成为全球劳工斗争的重要战场,因此Staten Island仓储工人组建工会的胜利,对美国乃至全球工运的意义重大。而且这场胜利是出乎绝大多数劳工观察者的预料的,连LaborNotes在投票前夕的报道(https://labornotes.org/2022/03/staten-island-amazon-workers-vote-union )语调整体也比较悲观,不看好这次建会努力的获胜前景。

一个自然而然会提出的问题是:Staten Island的亚马逊仓库工人为何能获胜?尤其是与Bessemer工人的建会动员相比较,同样面对亚马逊这样强大而残忍的雇主,Staten Island工人的建会动员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的信息和材料。但从LaborNotes初步报道(https://labornotes.org/2022/04/amazon-workers-staten-island-clinch-historic-victory )中提供的细节来看,至少有三个因素是关键的(先刨除开“纽约州的劳工组织环境优于阿拉巴马州”这种宏观因素不谈的话):

第一,Staten Island的亚马逊仓库在建会动员之前已经有一系列工人集体行动的历史,事实上组建工会的动员本身就是在一系列短期停工行动(walkouts)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二,在Staten Island的建会动员中扮演核心组织角色的,是这个仓库的工人们本身,而不是像Bessemer一样,由外部的全职工会组织者主导。第三,在Staten Island的建会动员中,工人积极分子所做的组织工作非常深入细致,尤其强调建会动员者与工友之间的一对一交谈。在LaborNotes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建会积极分子对各个部门、各个班组的几千名工人做了摸底(mapping),有针对性地和工友们持续交流,对工友们的态度心中有数。这些都是工人组织工作中最经典的行动准则。

此外还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在Staten Island的建会动员中,有一些拥有组织经验的左翼活动者进入仓库找到工作,以工人的身份参加到建会动员中(也就是所谓的“salt”)。但看起来在整体上主导建会动员的,并非是这些左翼活动者,而是在仓库中工作年头更长的老工人。这就为我们思考左翼活动者与工人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案例。

第二,Staten Island亚马逊仓储工人目前组建的工会Amazon Labor Union,是不隶属于任何全国性大工会的独立工会。这个独立工会今后会怎样发展、在全国各地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如何回应“民主难题”、与在未来的亚马逊工人组织工作中将很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的卡车司机工会(Teamsters)之间会是怎样的关系,这些都值得继续观察。
给各位送上一句迟到的“劳动节快乐”!前两天应“小镇读书会”邀请,做了一个关于葛兰西的主题分享。这次分享的视频回放已上传至“小镇读书会”的B站账号,大家若有兴趣可以参看: https://m.bilibili.com/video/BV1JZ4y1y7ux 当然,还不确定视频能存活多久,有条件的同学可以先缓存。

这些年来,我无论在思考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受葛兰西影响极大,但以公开分享的形式来讲葛兰西,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分享前我着实花了不少精力去准备,在这个准备的过程中也想清楚了一些之前一直没想清楚的问题。最终我选择了一个在中文世界还不是那么常见的角度去切入,重点关注的问题意识可能和一般对葛兰西的惯常印象有所不同,希望能提供一些不一样的思考。当然,因为能力和状态所限,分享过程中很多地方讲得不流畅,也有一些表达不太严谨、值得推敲,但还是希望整体的内容能给大家或多或少带来一些启发吧。
继年初的Xinjiang Year Zero之后,Made in China Journal (这次是与Verso出版社合作)编辑的另一部主题文集Proletarian China: A Century of Chinese Labour近期上线,所有章节的pdf均可免费下载:https://madeinchinajournal.com/2021/12/01/proletarian-china/

这是一本以事件为主线的百年劳工史。通过聚焦不同时间点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背景、脉络、余音,出自不同作者之手的70多个章节勾勒出了从19世纪末到当下这百余年时间里,中港台地区工人阶级政治的波澜起伏与复杂面貌。本书在条理和深度上可能略有不足,但胜在广度和丰富性,可以填补大量的知识空白。

当然,推荐这本书也算是自卖自夸了,因为书中“工人在八九”那个章节是我写的。这一章节是在我2019年发表的那篇文章(端传媒中文版:https://labourwiki.org/theinitium/20220608-1.html Jacobin英文版:https://jacobin.com/2019/06/tiananmen-square-worker-organization-socialist-democracy )前半部分的基础上又增补了一些材料完成的。

其实回过头来看,2019年那篇文章的一些观点与论断并不成熟。但那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对我自身的影响很大,直接启发了我博士论文研究的选题方向。2020年完成本书章节的改写、增补之后不久,我正式开始了博士论文研究的过程,并持续至今。某种程度上说,我博士论文研究的全部意义,就是通过刻画“工人”问题在后文革时代政经变迁中的位置、梳理这一时期工人阶级政治的种种风云与暗涌,从而试图去理解:1989年的工人行动何以可能,其种种特征又是如何被塑造的。
孔诰烽(Ho-Fung Hung)可能算是这两年在中美关系议题上发言最活跃的左翼学者之一。当下坊间对于中美关系变局的讨论,实际上非常缺乏严肃的政治经济学视角,而孔的分析着力点正在于此。在他看来,决定中美关系走向最关键的力量是美国商界。在1990-2010这段时间,虽然美国外交政策界的对华鹰派声音也屡屡出现,但中国政府以投资机会和市场份额为诱饵,动员美国资本巨头游说推动亲华政策。但2010年后,随着中国经济增速趋缓、“蛋糕”变小,中国政府开始在本国和海外市场中愈发明确地保护本国资本利益、打压美国资本,使得美国商界逐渐失去了捍卫亲华政策的动力,外交政策界的鹰派声音进而失去了制衡。这个观点可能算不上多么有创见性,但孔的分析论述完整、事实基础扎实,呈现的细节丰富有趣。他今年出版了关于这一主题的新书Clash of Empires: From “Chimerica” to “New Cold War”。这本书不到一百页,体量接近于一本小册子,通俗好读,推荐给大家。
很久没有推送了,跟大家说声抱歉。过去的三个月,我的生活可谓兵荒马乱,先是如赶鸭子上架一般找了工作,然后又心力交瘁地忙于我校罢工的组织。希望后面能有机会对这次历史性大罢工的前前后后做一些比较系统的梳理和反思,再以文章的形式分享给大家。

今天给大家推送我的好友董一格新近发表的一篇论文。基于2016-2017年的田野调查材料,作者讲述了郑州富士康的加班制度、宿舍安排与工人自身家庭层面的代际照料需要如何相互作用、塑造工人们的季节性往返流动模式。在大家对(以深圳富士康为代表的)沿海制造业的惯常印象中,制造业工人以跨省流动的单身青年为主;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郑州富士康的劳动力主体是省内流动的中年工人、尤其是已婚已育的中年女工。工人主体特征的变化,背后牵动着产业内迁大潮下一系列政治经济力量的重构。作者尤其强调,要理解郑州富士康工人的“弹性”流动模式,一定要把工人在厂内的劳动与生活处境与工人在家庭层面承担的照料、养育劳动结合起来分析,这也是女权主义视角的力量所在。

作为中国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制造业企业之一,富士康发生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整个中国工人阶级的面貌、状态、构成所历经的变化。过去的几个月,郑州富士康因惨无人道的“闭环生产”政策和澎湃汹涌的工人抗争浪潮被推上了舆论关注的焦点。这篇论文虽不直接涉及这些事件,但为我们理解事件背后的脉络提供了关键的背景与视角。
2024/06/13 09: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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