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居住在生活照护机构里的身心障碍者自述：

因为身心障碍，我居住在一个照护机构里。在这个机构里，我们被要求每天早上10点必须起床，而且我们每天晚上10点准时熄灯。有一种说法，是说如果“晚上想自己给自己加餐吃个小点心”对你来说是天方夜谭的话，那你等于是在坐牢。按照这种说法，我现在就是在坐牢。

我和治疗我的医生说，我情况不是很好，可能需要更多帮助。我医生立即威胁我说，我现在这个治疗项目至少允许我看手机，允许我和外界联系，如果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话，我可以升级到“高级照护”的项目里，但那个项目会没收我的手机。项目主管也来了，脸上写着“对付你这种找茬的人我有的是办法”的样子说，“如果你不能服从我们现在这个项目的安排，那就说明你需要升级到高级照护的项目。” 根据他的说法，我只有两条路，要么服从安排，要么完全放弃所有自主权去“高级照护”。

别人并不能理解我的处境。我和我父亲抱怨说，我写邮件的时候照护机构里的管理人员会完全不顾我的隐私在边上一个字一个字看我写了些什么。我父亲回复说，“也许这些人只是想要确保你在做你该做的事情”。我当时已经是22岁的成年人了。

我以为我们社会是有共识的，成年人有权自己决定自己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但我发现，很多人认为有身心障碍的人并不配拥有这些权利。人们虽然不能接受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但大家都觉得社会可以剥夺我们有身心障碍的人的自主权和隐私权。

然后我发声了。我说我们身心障碍的人仍然应该有自主权。大家反驳我，说我不懂，说有些身心障碍的人情况实在太糟糕了，所以必须“牢牢控制住”。这些人说我还能够发声，所以我的情况不够糟糕，所以我没有资格说那些“情况很糟糕”的人的事情。

评论：很常见的。只要我们有身心障碍的人发声，就会有人说“你情况不够糟糕你不能代表所有身心障碍群体”。这些人认定只要“能发声”，就说明情况不够糟糕。说来说去，就是想阻止我们发声。 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