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歡北京圖書館，甚至不喜歡所有中國大陸的圖書館。大陸圖書館常常誇耀收藏了多少萬冊書，但需按等級申請借哪一類書，我不是這個等級系統裡的人，所以只好讀不到什麼書。中國為什麼要發明印刷術呢？可能是預測到可以印鈔票吧。

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後，有大約一千左右的俄國猶太人到上海。一九三八年以後，歐洲猶太人開始逃向上海，第一批一萬八千人從德國、奧地利和波蘭來，第二批四千六百人從波蘭、立陶宛、巴爾幹地區來。一九四五年，占領上海的日本人建成毒氣室，還沒來得及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於是猶太人開始向加拿大、澳大利亞、以色列移居，直到一九四九年初，上海還有十六萬五千個猶太人，一九五三年剩下不到五百人，一九五九年只有一百人，一九八一年上海的最後一個猶太人去世，將近一個半世紀的猶太人移民中國史結束。

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構成並不是地主文化，而是沒有土地者的文化，說得難聽，就是流氓土匪文化；這樣說也不對，因為流氓土匪沒有文化，只是破壞文化和破壞文化積累。從四九年到文化大革命，凡是社會有一點積累，就用運動破壞掉，毛澤東說七、八年就要來一次，誰還敢積累？

文化雖然靠創造，更要靠積累，以致沒有積累就沒有文化。四十五年不積累，只有破壞，這在歷史上是少有的，忽必烈都不到這個程度，他的民族政策不怎麼樣，但是元朝的雜劇還是積累得很有規模。

在本文中，我们揭示并记录了中国互联网审查策略中一个令人警惕的迹象：我们对中国七个不同城市和省份的测量表明河南省存在一个全新的地区性防火墙。这个河南防火墙对离开该省的流量实施基于 HTTP Host 和 TLS SNI 的审查。与 GFW 相比，它展现出独特的特征，包括独特的数据包注入行为和指纹、不同的连接追踪、解析和封锁逻辑、一个一度比GFW大十倍且更动态的封锁列表，以及更靠近客户端的网络位置。这种本地化的审查表明中国可能正在偏离其集中化的审查体系，允许地方当局在各自区域内施加更大程度的控制。我们提出了一些简单但有效的规避技术来绕过河南的审查系统，这些技术已被各种流行的规避工具所整合。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向更广泛的审查研究社区发出警报，使其意识到并进一步研究中国及其他地区新兴的地区性审查。

所以，在日本，王庆东从来不与中国企业家谈合作，“因为真的不知道什么地方会埋有大雷”。出于同样的考虑，徐旭升在扩展业务时，也坚持只与日本人合作，并且公司只雇佣日本员工。

“很多人以为这是偏见，但真的不是，在海外，中国人最应该提防的就是中国人。”徐旭升说。

一九八二年，我回到蘭州大學。有一天，系上的同事、教中國哲學史的楊梓彬氣沖沖跑來，說他要抗議，抗議甘肅省委批准蘭州醫學院到夾邊溝挖掘完整人骨，做實驗和教學用具。那件事本來是嚴格保密的，但醫學院的辦貨人事先答應附近的農民按計件工資付酬，後來發現不用挖掘，只在農場大門遺跡前面的第一道沙梁子底下撿了一天就夠數了，覺得太虧，要求修正合約，改為按勞付酬，農民說他賴賬。他說農民騙錢。雙方一衝突，秘密就公開了，這才傳到了老楊的耳朵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