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reallifemag.com/middle-management/


When the triumphs of neoliberalism failed to deliver on their utopian promises, the Bill Gateses of the world issued an addendum: The world’s remaining problems were technical, not political
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并没有兑现乌托邦的承诺，比尔盖茨来补缺：这个世界剩下的问题是技术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非洲的旋转木马水泵项目是臭名昭著的失败——水和厕所关乎全球的健康和卫生却沦为设计思维产业的课题，设计即政治太悲伤了——不断寻找结构性漏洞并将之替换为有解决方案的谜题，这是项虚假承诺摆脱它能促进人的解放：设计有力所不及的地方，我同意“每个人都是设计师”的说法，设计思维的愚蠢之处在于明明是为现行政治体制服务却还奢望能在资本主义熔炉中提供解脱，设计不是什么艺术形式或思维模型，设计就是一种工具，为了用好它，你得相信超越IDEO之外的东西。

凯勒·伊斯特林（Keller Easterling）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建筑师，城市学家，评论家。著有《Extrastatecraft：基础设施空间的力量》等多部建筑理论著作，并在帕森斯新设计学院，普拉特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建筑设计和历史。

https://www.tg-me.com/fuckfomo/392

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4976-reading-mutualism-a-contemplation-after-medium-design

https://phirephoenix.com/blog/2021-05-03/privacy 作为公共物品和集体价值（因为它真实地反映现实是由各种关系构成的）的隐私权（信息是有情境的，比如我测试了基因相当于也公开了亲戚的信息、你上传了包含朋友或孩子的照片即使其本人没有社交帐号但已经被暴露，对个人数据不关心的人就像疫情来了却拒绝戴口罩，接触者追踪等监控技术进行的数据收集总有风险虽然不是啥坏事）

数据像核废料或DDT，治理及其机制执行势在必行。


https://aeon.co/essays/the-tragedy-of-the-commons-is-a-false-and-dangerous-myth

Ostrom insisted that complexity was as important to social science as it was to ecology, and that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needed to be protected along with biological diversity. 公共机构的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都需要得到保护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

公地悲剧（是个危险的迷思——为圈地私有化辩护的寓言）假定人类是破环性的，但我们是慷概的和有分享共有资源的远见。https://www.tg-me.com/qdaily/11396

加思认为，保护优先事项应由当地社区决定。他坚决反对所谓的专家，他们对当地知识知之甚少，在缺乏了解的基础上，对应如何使用其资源做出决定是不可思议的。 ——《干旱的伊甸园》

“野生动物的长期保护将不会通过军事手段，在计算机屏幕上或在车辆中实现，而只能由与野生动植物朝夕相处的当地人建立了联系的野外保护主义者来实现。”

加思违反了传统野生动植物保护的许多原则，对争议并不陌生。他长期以来支持“战利品狩猎”（Trophy Hunting），并为当地社区提供的资金。

2015年，威廉王子保护非洲奖被授予加思·欧文·史密斯（Garth Owen-Smith），以表彰他与玛格丽特·雅各布索恩（Margaret Jacobsohn）博士一生对纳米比亚野生动植物的恢复和保护做出的贡献。
他们共同创立了农村综合发展与自然保护组织（IRDNC），该组织成立于1980年代初，是在与偏远社区领导人的开拓性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目的是为了终结在纳米比亚西北部发生的偷猎和资源掠夺行为。

正如哈特和奈格里（Hardt and Negri）所指出的，当下的生产空间已不再是工厂，而是城市。工厂的高墙已经不复存在，整个社会都成为工厂。剥削的对象也不再是工人的剩余时间，而是人在社会中的生命时间。
现代公园的建立，有统治集团的深心算计，是为了安抚只能受雇于资本家的无产者，缓解阶级矛盾的装置。无法享受共同体的共同财富，公园的空间场所和景观想象只能是无产者的微弱慰藉，但同时，在丛丛地火在这些裂隙里燃起后，公园的空间也可能是未来“夺回共同性”社会斗争的起点之一。——王行坤

财产作为物的所有权这一经典隐喻至今仍然牢牢占据着大众的财产想象。
然而，二十世纪以来，财产理论家最终将财产再构建为权利束（a bundle of rights：出租权和使用权等）。
基于反公地悲剧（一种财产形态导致的资源低效利用的一种新悲剧），赫勒教授进一步提出，产权明晰是重要的，但同等或更重要的是产权束的内容。

用自愿交易的方式（当事人自愿谈判）解决外在性，实质上隐含了产权清晰的前提，而产权清晰的过程本身也会产生社会成本。（上面提到的南非各国地方保护协会不辞辛劳去参加会议，国家公园出售的狩猎许可存入信托基金）
政府机构和其他社会机构一样都是具有个人动机和个人利益的个人组成的；由这些个人组成的政府自然要把个人利益带进政府和政府决策中。于是，政府失灵就是必然的了。https://mp.weixin.qq.com/s/ymQIYFFhP19_eGHcZGKNeg

https://www.publicbooks.org/no-cure/ 想要回归常态的想法即使不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也足够令人担忧，想要治愈的冲动本身就是个灾难——技术乌托邦将有利可图的产品作为服务并兜售之（得治愈要用技术来治愈“疾病”的想法，当代科技已经着火了，也需要被纵火销毁），寻求解决方案特别是技术决定论意义上的根本不是解决之道，历史是诊断性的，集体行动可以重新打扮它。技术乐观主义者忘记了生活，不仅是现实中的基础设施需要维护，作为“共情机器”的人类更需要人与人的交谈和陪伴，声称能进行心理治疗的APP或智能语音程序把人简化为一个客体而不是主体。想要治愈残疾比如耳聋的规训也催生了相关产业并试图消灭异质性。

Your Computer Is on Fire
Techno-utopianism is dead: Now is the tim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nequality, marginalization, and biases woven into our technological systems.

The Empathy Diaries

Jaipreet Virdi Hearing Happiness: Deafness Cures in History
“一个人之所以有缺陷，并非因为自身的残疾，而是因为社会公众以一个统一的身体标准来诟病身体差异，构造这个世界。” https://mp.weixin.qq.com/s/UJuwaQ-Ce8Hnv16-sBClBQ


Turkle 的作品研究科技是如何影响人际关系的；她早期的两本书，《重拾交谈》（Reclaiming Conversation）和《群体性孤独》（Alone Together），都着眼于我们对数字交流的过度依赖是如何侵蚀同理心和其他价值观的。在这部作品里，她的故事更加个人化，因为她将自己一生的工作追溯到她在布鲁克林的童年和她在学术界的早年经历。

现任教于斯坦福大学的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教授，于2017年出版的《中文打字机：一部历史》（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 The MIT Press），就为读者讲述了打字机（typewriter）进入中国、适应汉字并将中国带入信息时代的被遗忘的历史。

2018 年 10 月，狮航 610 航班起飞后不久就坠入海中。波音向公众保证飞机是安全的，并表示需要更多的飞行员训练和「软件升级」。但是仅仅四个月后，埃塞俄比亚航空又有一架飞机失事。飞行员努力将机头抬起 20 次，但飞机的自动系统却将机头往下拉。起飞后几分钟内，就机毁人亡。全球航空当局当即将飞机停飞。调查显示，坠机事故是由 737 Max 的设计引起的，尤其是那些鲜为人知的软件，可能迫使飞机不断俯冲。——Mar Hicks，技术史学家，《Programmed Inequality》作者

纽约大学社会学家莫娜·斯隆（Mona Sloane）致力于发现 AI 设计和政策方面的不平等问题。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汉娜·泽文（Hannah Zeavin）说：“自从精神保健职业化以来，我们真的陷入了获得精神保健的危机。”她即将出版的《远程治疗》（The Distance Cure）一书追溯了远程治疗的历史，从弗洛伊德的信件到心理咨询热线，再到今天的手机App。https://mp.weixin.qq.com/s/xZqH0TKVVFxU9l-Zbxf20w

https://medium.com/a-new-ai-lexicon/a-new-ai-lexicon-care-a1243f0e2bad 在我们最需要照料的时候，算法不会也不可能成为我们真正的帮助。

https://reallifemag.com/reconnected/ 分布式网络不是为了公平相反是防止追求这一目标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去中心化和权力下放仍被私有化捕获，web3.0（不是开放网络，而是内置所有权和支付设施的矩阵）寻求将金融化的逻辑扩展到更多的数字互动中去。

想要更好的互联网还是得先建立支撑互联网的替代政治。

https://reallifemag.com/syllabus-for-the-internet-labors-of-love/ 现代化的贫困：不是物质上匮乏，而是普遍依赖专业人员造成的自主性丧失。

伊里奇主张失业的权利，给予人们追求非经济生活的自由。

当代的工作概念是一种新进发展，过去人们在市场经济之外满足了大部分需求——自由主义者将自由和自由市场联系在一起，但自由不在市场上而在商品化关系之外的领域得以维持。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或机构，个人自主、充实友谊、欢乐社区。

https://www.cardus.ca/comment/article/the-materiality-of-digital-culture/

从包头到云服务，数据隐藏于壁橱里的布线到海底的电缆

星际卫星可谓相当讽刺：有可能切断我们与其他恒星本已脆弱的联系

数字媒体取代了身体（媒介的延伸即截肢）让我们忘记皮囊，忘记身体就是忘记我们的依赖、我们的弱点和局限，忘记谦卑、慷慨、关心、耐心和怜悯的价值及其必要性，意识上传的隐喻把身体视为一个需要克服的不幸障碍，忽视身体已经造成各种人体工学的疼痛，数字媒体在削弱而不是维持我们体验（维持着常识的）共同世界的能力——我们越来越相信各自都在占领不同的现实。

数字文化并非非物质文化，运用多种具身感官，记住身体。

大规模的反叛并不是由欲望、愿望或一群人的嫉妒所驱动的 —— 它们是由不断恶化的物质条件、失败的民间机构和基础设施、政府连续的压制浪潮所驱动的。从本质上说，它是关于需求、必要性和生存的。

这不是什么哲学问题、甚至根本不值得辩论，它只是对广泛的历史和文献相当基本的理解。然而，最近的，从香港抗议开始，到委内瑞拉、到古巴 ……几乎所有舆论冲突都在跑题的互相抨击中浪费时间。而这正是现有的机构和权力希望我们处于的状态 —— 因为只有这样，绝大多数人才能轻松地忘记真正的罪恶。

不论是当我们讨论阿富汗的时候、讨论白罗斯的时候、讨论印度、突尼斯的时候、还是讨论古巴的时候，我们真正想要引发的思考都是关于中国的。所有这些国家以及其他很多国家的镇压威胁程度都不亚于中国，但不同的是，这些国家的公民都有着坚定的反抗精神和高明的反抗智慧。

这正是我们介绍它们的原因，希望能借此帮助中国反抗者找到灵感；最低限度的，至少也许能缓解一些虚无的气氛。

这篇文章很重要，尤其是对中国读者来说。仔细看，您会看到非常多中国的影子 ……

但您也会从中发现一些中国社会真正缺乏的东西，而后者才是我们制作这篇文章的用意。

📌推荐《这一次，站起来的是真正的人民》

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89d

https://www.tabletmag.com/sections/arts-letters/articles/treason-intellectuals-julien-benda 当权力变得去中心化，知识分子向谁说真话？

人既不属于他的语言，也不属于他的种族；他只属于他自己，因为他是一个自由的存在，一个道德的存在。
-----勒南《宗教的历史与研究》

在19世纪末，知识分子玩起政治激情的游戏来了。这些本来约束人民的现实主义的人们现在却成了煽动者。

朱利安·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是一部名著，这部书出版于1927年，基于个人独立思考的立场，他把知识分子的使命规定为远离世俗实践，只是追求真实、真理与正义的抽象观念，并以此批评一战中那些支持国家主义的右翼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是最容易堕落的阶层。

知识分子是理念动物，那么，他的思维路径将一定是以理念为起点，以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为终点的。

但如果有人非要倒着来——从现实世界出发，套用理念，来迎合群氓、谄媚權贵的话，就是对理念的亵渎和玩弄。朱利安·班达将这称为知识分子的背叛。

对于研究理念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天然优势，就是可以任意地谄媚权贵、迎合群众、哗众取宠，而无需为自己的言论负责。所以，他们天然站在左派立场上，观点也总是更加激进。

索维尔曾说过：知识分子无须为自己言说的结果负责，这导致了他们惊人的愚蠢。

1、在拉塞尔·柯克或者以赛亚·伯林眼里，洛克是个左派。因为他相信社会契约论，是个妥妥的刺猬。

2、但是，如果跟同样相信社会契约论的卢梭比，那么洛克就成了一个妥妥的右派。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我的哲学观是，哲学应当致力于理解世界，而不是去干预世界。改变世界需要另一种思考，一种实践—政治的责任介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72522

https://theconvivialsociety.substack.com/p/attending-to-the-world 关注世界，耐心的力量 #注意力

https://www.interdependence.online 赛博空间相依宣言

我们并没有沉迷于任何机器，其实是对同侪的赞赏上瘾。（我们渴望被看到和认可，分心的问题也是孤独的问题，社交媒体利用这些欲望并将其金融交易化）

not ‘What are we fighting against’ but ‘What are we fighting for?’

https://effectiveideas.org/

https://www.dwarkeshpatel.com/p/annus-mirabilis

主要支持年轻人去侦察（有效利他主义）、不犬儒（玩狗梗），实现奇迹之年

https://theconvivialsociety.substack.com/p/we-are-not-living-in-a-simulation

在网上，我们活在过去，没有当下只有各种历史碎片的组合，所有的行动都是铭文——只是一份数字档案，为发生的事情争吵远比想象会发生什么容易——过去在吞噬未来，未来不是活出来的、而是可编程的。

https://reallifemag.com/what-next/

2010 年代将 -cores 和 -waves 引入流行文化，这是一些离散的亚文化元素，很快就会被另一种取代，基于美学维基的数据生成和预测的未来是愚蠢的vibe shift

越来越多人相信没有下一个大事件了，只有怀旧却新潮的碎片，被未来眩晕让位于对未来的倦怠。

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9cd

http://www.philosophersbeard.org/2022/03/theres-no-such-thing-as-countries.html

不是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而是统治俄罗斯的组织正在挑战统治乌克兰的组织的主权。

乌克兰人民想要自由这种说法不能成立，因为一个国家的居民不是只有一个行动主体。

所谓以人民的名义行事的领导人，其实是应当被追究责任之人。

https://www.musingmind.org/essays/value-is-vitality
重估价值：价值就是生命力 Value is the positive flow of vitality into a living system. Over-reliance on markets is undermining the production of value. A strategy of ‘unconditionality’ can help realign progress with the production of real value.

克服资本主义要求我们用社会上可支配的闲暇时间来衡量我们的财富

无条件的广泛承诺：基本收入、全民医保、宝贝债券、公共教育和互联网、自然资源分红（土地矿产渔业、宽带频率等）

“零政策”是一场现代国家的压迫能力和统治暴力的展览 ——

上海解除了封锁。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居民们被锁在公寓里，很多缺乏食物的报道，COVID阳性的幼儿被强行与父母分开，以及许多中国年轻人首次经历的公然的专制主义。

令人怀疑的是，中国政府是否能预料到这些年轻一代可能倾向于作出反应。华尔街日报说，严厉的限制已经 “促使年轻人重新思考生活计划”，转述了中国年轻成年人的故事，他们决定不生孩子，放弃自己的职业计划，搬回父母身边，放弃寻找爱情。报道说，“加速(腐烂)”已经加入了“躺平”的行列，成为二三十岁年轻人的口头禅。在一段被审查禁止的视频中，一名年轻的中国男子被当局威胁要承担几代人的后果时，他只是耸耸肩说：我们是最后一代。

这些封锁与中国的大规模监控是一件事而不是两件事，并且，它们都是对 现代“国家” 的压迫能力和统治暴力的警钟。

因为如果没有监控，这种暴力封控就不会发生。上海式的封锁部分依赖于蛮力：街区围墙、家庭隔离和身穿防护服的警察将人们从街上抓走。

但它首先依赖于情报：人们去了哪里，他们遇到了谁，他们说过什么。情报来自于长期侵入性的大规模监视。中国政府在大流行期间对监控摄像机和热成像技术（用于体温以及其他用途）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扩大了那个已经非常普遍的间谍网络监视制度。

上海的COVID封控虽然看起来像是暂时的，但与新疆的社会控制惊人地相似，这并不出人意料。就如我们曾经多次提醒过的那样 —— 新疆只是大规模监视设施的试验场，新疆的疯狂将是这些监视技术的宣传噱头，用来将这些统治暴力手段推广到全国，乃至全球。

大规模监控在本质上是针对本国公民的，但对于任何国家机器来说，扩张都是一种自然的保护模式。如果没有坚固的法律限制，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一项“安全措施”迅速变成了社会控制；一项基本权利变成了监管手段。当出现大流行病时，所有噩梦都会集中爆发。

不要让自己的思考被限制在民族/种族、地域、阶层、性别等特殊性上，统治暴力始终致力于针对每一个人，有可能表现形式不同，但没有例外。统治阶级一直拼命想要让你对灾难的理解缩小范围，以保护其系统的稳定 —— 这个只针对 穆斯林、那个只针对“外来人口”、那个只是徐州的特殊现象 …… 不，并不是，绝不是。

统治暴力始终是对“人”的战争，它们并不关心病毒，就如它们并 不关心什么所谓的恐怖主义，它们追求的是全面控制。当您开始反思“零政策”时，请记得其根源；只有更多人意识到根源，我们才希望获得战略一致的、真正的解决方案。

#China #ZeroCovidPolicy

https://nemesis.global/memos/max-pain-a-recent-history

Max Pain原理源于option(期权)市场，狭义的MP是指个股股价或指数在期权到期日一定会停在call和put发售最多的位置，这样能够让最多的人所持有的期权归零。广义的max pain就是说市场一般会朝着让大多数人痛苦的方向发展，这样才能够实现主力的利益最大化。

产消者想着不事生产，制造所有权而不去努力创造什么，消费者日益成熟，在风险社会里要求风险管理（贩卖如何提前退休和缓解焦虑），the Tension Economy as the new Attention Economy

the Internet is now choked with meta-analyse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trends, endless Substacks, longform takes, and a general glut of ascended-plebe expertise 于是互联网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针对文化趋势的长文分析

按理说大众的知识基础得到提高应该是件好事，但每个人都变聪明了却让事情变得更困难了——人们倾向于模仿愚蠢（领导力不再重要，即使你是对的，你也是错的——最有可能的结果是造成最大程度的痛苦）

只有控制着资本和信息流的做市商交易所、社交平台能够系统性地盈利，韭菜们不得不安置好自己的注意力和金钱以及搞清楚对未来的预测。

https://joinreboot.org/p/tech-criticism
好的技术批判《反对阐释》，承认结构性条件如何影响创造性工作，为什么一些模式成为主流，对消费产品更加明晰

代表文章比如TikTok如何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监狱里的电话利润问题，业内人士关于NFT和以太坊的代币治理问题，批评不能活在象牙塔里，在世界之中而不是高于世界。

Evgeny Morozov《技术封建理性批判》https://mp.weixin.qq.com/s/NN5yverMQuCLZ_9WKFe7Xg

尼古拉斯•卡尔对自动化的批判不在点子上，听歌识曲增强了感官创造了一种新能力——修摩托车比修3D打印机更令人愉悦吗？批判自动驾驶之类的也只是对当今技术的注脚并不涉及政治：比如不稳定被描述成共享经济——技术批判取代了政治和社会批判，对硅谷新的解决方案的批评背后有个险恶的含义：你只有成为付费订阅的富人才能培养技能享受生活，穷人活该困在平庸的算法里，而不讨论为什么这些初创公司如此容易吸引风投，真正的批评者不会局限于把企业当做经济参与者，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力量，虚伪的反对者只是写文章哀叹他们的肤浅并希望其变得有道德和负责任。

技术涉及的领域：交通、健康、教育等充斥着愚蠢甚至危险的想法，这些“创意”应该被记录、研究和反对，这是技术批判者的使命。

不应该假设消费者和公司要是知道什么（法国德国哲学）就好了，而要调查产品背后的政府补贴之类的，超越制作精良的美学维度，回答制度现实和不回避政治斗争。

The critic of technology does not love technology because technology is never for its own sake.
技术批评家（或爱好者并不像美食或音乐爱好者），他们是为了理想的社区和友谊、健康和活力、整全的教育等等，技术本身不值得热爱，着眼于媒介和系统是总是为了他人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