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warded from 墙内上网必备+进阶技能
互联网匿名性与保密性基础教学第一期
教学目的:
帮助有需要的群体避免当局使用技术手段对言论自由进行打压,通过技术手段确保必要的言论自由,以最通俗的语言解释监听监视手段与反监听监视…
免责声明:
1. 本教学并不鼓励大家去做坏事,如果在提问过程中发现任何人有网络盗窃、恐怖分子或其他不符合道德的倾向将有可能被拒绝回答并移出聊天室...
2. 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的安全,本教学只能让你降低暴露或被窃听的可能性,如果还是被窃听或暴露,不要怪我….
时间：
北京时间2016年4月4日早 10点至12点
教学主题、参与方式等请参考完整的大纲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2Umn9WRUnSFSnQ2amhtTnFobjg/view?pref=2&pli=1
教学目的:
帮助有需要的群体避免当局使用技术手段对言论自由进行打压,通过技术手段确保必要的言论自由,以最通俗的语言解释监听监视手段与反监听监视…
免责声明:
1. 本教学并不鼓励大家去做坏事,如果在提问过程中发现任何人有网络盗窃、恐怖分子或其他不符合道德的倾向将有可能被拒绝回答并移出聊天室...
2. 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的安全,本教学只能让你降低暴露或被窃听的可能性,如果还是被窃听或暴露,不要怪我….
时间：
北京时间2016年4月4日早 10点至12点
教学主题、参与方式等请参考完整的大纲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2Umn9WRUnSFSnQ2amhtTnFobjg/view?pref=2&pli=1
Forwarded from 墙内上网必备+进阶技能
＊互联网匿名性与保密性基础教学第一期已结束＊
用到的PPT: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2Umn9WRUnSFa1JDQk05SnVMOGc
聊天室消息记录: https://bpaste.net/show/1e5be709cebf
用到的PPT: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2Umn9WRUnSFa1JDQk05SnVMOGc
聊天室消息记录: https://bpaste.net/show/1e5be709cebf
外媒：清明時節憶〝蔣公〞
1975年清明節，蔣介石在臺灣逝世。4月5日，海外多家網站發表文章，紀念已故中華民國前總統蔣介石。
BBC中文網在4月5日刊文《臺灣講古：〝總統蔣公〞去世的那一天》，作者威克回憶：1975年4月5日，當時駐臺美軍的廣播電臺一早便以哀樂取代了日常播出的英語流行歌曲，播報員則報出〝President Chiang kai shek has passed away〞，也就是〝蔣介石總統逝世〞。〝直到中午時分，臺灣電視和電臺播出新聞，才證實蔣介石去世的消息，早上沒有出刊的各家報社也開始發行黑白印刷的哀悼〝蔣公去世〞特刊。〝
文章寫道：直到今天，蔣介石在臺灣民眾的心中還是有非常不同的評價，有的認為他是〝獨裁〞，有的認為他是〝強人〞，蔣介石的〝專制〞，在某些人口中卻也是〝避免臺灣落入共匪手中的必要手段〞。
2005年，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明居正表示，蔣介石一生有三大功業：分別是奠定北代完成中國統一大業、二次大戰中浴血抗日8年，保住大中華不受日本軍國主義迫害，堅決反共抗俄，守住臺灣不受共產主義荼毒，這3大功業足以讓蔣介石被尊稱為一代領袖。
旅美學者曹立群在其文章《穿透歷史的悲愴：回眸蔣介石、毛澤東最后的日子》中高度評價蔣介石：〝蔣介石待子至慈至嚴，待宋美齡至愛，待鄉親至睦〞。
作者認為：〝蔣介石統治大陸期間，雖然有獨裁之名，卻沒有獨裁之實。統治臺灣時期，臺灣百姓得到的是實利。〞
同時，作者曹立群用反諷的筆調指責毛澤東：掌控大陸的毛澤東卻開始讓蔣介石刮目相看。在鎮反、土改，殺了幾百萬人命之后，毛澤東竟然不忌諱被比作秦始皇，反而在盟友蘇聯的全力支持下，瀟灑而又大言不慚地說：〝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文章對比蔣公的民主和毛的獨裁：〝1957年大陸反右，更讓蔣介石跌破眼睛。當年敢指著他鼻子，罵他〝獨裁、民賊〞的知識分子，解放后，個個低眉順眼，已經讓蔣介石吃驚。反右后，在真正的獨裁面前，一個個更被嚇的發抖如篩糠。〞
作者用感性的筆調描述：〝蔣介石不得不服。在那鍍金的天空中，他看到了飄滿死者彎曲的倒影。他對他深愛的中國人充滿惻隱之心；他甚至不忍心對中國知識分子人說，這是報應，這是活該。他只有默默嘆息、暗自落淚、悲憫無奈。〞
文章結尾處說：〝反觀蔣介石，從容不迫留給了中國人言簡意賅的六個字：倫理、民主、科學。細細回味，這樣精辟的箴言，必將惠及千秋萬代。〞
政治民生觀察： https://www.tg-me.com/joinchat-CeGy1zzACcX7yO5PgCCewg
反共基地（遠東）：https://www.tg-me.com/joinchat-BZunRj2cOSJJTcHqPTQSpA
1975年清明節，蔣介石在臺灣逝世。4月5日，海外多家網站發表文章，紀念已故中華民國前總統蔣介石。
BBC中文網在4月5日刊文《臺灣講古：〝總統蔣公〞去世的那一天》，作者威克回憶：1975年4月5日，當時駐臺美軍的廣播電臺一早便以哀樂取代了日常播出的英語流行歌曲，播報員則報出〝President Chiang kai shek has passed away〞，也就是〝蔣介石總統逝世〞。〝直到中午時分，臺灣電視和電臺播出新聞，才證實蔣介石去世的消息，早上沒有出刊的各家報社也開始發行黑白印刷的哀悼〝蔣公去世〞特刊。〝
文章寫道：直到今天，蔣介石在臺灣民眾的心中還是有非常不同的評價，有的認為他是〝獨裁〞，有的認為他是〝強人〞，蔣介石的〝專制〞，在某些人口中卻也是〝避免臺灣落入共匪手中的必要手段〞。
2005年，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明居正表示，蔣介石一生有三大功業：分別是奠定北代完成中國統一大業、二次大戰中浴血抗日8年，保住大中華不受日本軍國主義迫害，堅決反共抗俄，守住臺灣不受共產主義荼毒，這3大功業足以讓蔣介石被尊稱為一代領袖。
旅美學者曹立群在其文章《穿透歷史的悲愴：回眸蔣介石、毛澤東最后的日子》中高度評價蔣介石：〝蔣介石待子至慈至嚴，待宋美齡至愛，待鄉親至睦〞。
作者認為：〝蔣介石統治大陸期間，雖然有獨裁之名，卻沒有獨裁之實。統治臺灣時期，臺灣百姓得到的是實利。〞
同時，作者曹立群用反諷的筆調指責毛澤東：掌控大陸的毛澤東卻開始讓蔣介石刮目相看。在鎮反、土改，殺了幾百萬人命之后，毛澤東竟然不忌諱被比作秦始皇，反而在盟友蘇聯的全力支持下，瀟灑而又大言不慚地說：〝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文章對比蔣公的民主和毛的獨裁：〝1957年大陸反右，更讓蔣介石跌破眼睛。當年敢指著他鼻子，罵他〝獨裁、民賊〞的知識分子，解放后，個個低眉順眼，已經讓蔣介石吃驚。反右后，在真正的獨裁面前，一個個更被嚇的發抖如篩糠。〞
作者用感性的筆調描述：〝蔣介石不得不服。在那鍍金的天空中，他看到了飄滿死者彎曲的倒影。他對他深愛的中國人充滿惻隱之心；他甚至不忍心對中國知識分子人說，這是報應，這是活該。他只有默默嘆息、暗自落淚、悲憫無奈。〞
文章結尾處說：〝反觀蔣介石，從容不迫留給了中國人言簡意賅的六個字：倫理、民主、科學。細細回味，這樣精辟的箴言，必將惠及千秋萬代。〞
政治民生觀察： https://www.tg-me.com/joinchat-CeGy1zzACcX7yO5PgCCewg
反共基地（遠東）：https://www.tg-me.com/joinchat-BZunRj2cOSJJTcHqPTQSpA
張軻風：社會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
自有人類文明開始，有一種心理病癥可能就已存在，然而直到上世紀70年代，這種病癥才由于一個刑事案件受到重視，并以此得以命名，這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癥（Stockholmsyndrome）。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爾摩的某家銀行里，突然闖進兩個全副武裝的綁匪，先是一陣狂掃亂射。綁匪一邊掃射一邊說：Party開始了。此后，綁匪將幾名銀行職員挾持為人質，并將他們扣押在銀行的地下保管庫里。匪徒提出的條件是，釋放在押的同伙，保證他們安全出境，否則將人質一個個處死。
經過六天的營救，警方設法打通了保管庫，用催淚瓦斯將人質和劫匪驅趕出來，狙擊手同時作好了危急情況下擊斃劫匪的準備。然而，離開保管庫后，幾名人質反而將劫持者掩護起來，保護他不受警方的傷害，此后甚至拒絕提供不利于綁匪的證詞。更為離奇的是，其中一名女人質還由此愛上了一名劫持者，等他獲釋后就要嫁給他。
人們無法為這個匪夷所思的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釋，只好將它病理化。從而，在心理學、醫學領域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心理疾病：斯德哥爾摩綜合癥。這個病癥又被稱為人質情結，概括而言，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對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
后來，人們發現，斯德哥爾摩綜合癥幾乎是人質挾持事件中相當普遍的一種現象。
1976年，法航139次班機被恐怖分子劫持到烏干達的恩德培機場。根據一名頭腦清醒的女人質回憶，劫持過程中，留給她強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兇神惡煞，如何毆打、虐待旅客，而是每當恐怖分子頭目發表演說時，全機艙里就會發出如潮的掌聲。這個叫做達維森的女人質在回憶中說了這樣一句話：“現在，只是現在，我才理解。當人們想活命時，是最容易受騙的。”
前不久報道說，意大利兩位被劫持的女記者獲救之后，不但不感謝政府的努力，反而“支持伊武裝分子的‘正義之戰’”。這或許也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體現（也有可能不是，這里還涉及到政治信仰問題）。不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癥在007系列之《黑日危機》中有過明確的表現：該片中被劫持的石油大亨的女兒，后來助紂為虐。
我可以列舉出一連串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事例，不過沒有這個必要，大家通過強大的網絡搜索引擎可以了解得更詳細。
杰弗遜大學綜合醫學中心精神和行為醫學主治醫生楊景端博士在哈佛大學燕京禮堂演講中，分析出人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四個條件。
（1）要人質切實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脅。
（2）施暴的人會給人質施以小恩小惠。
（3）控制人質的信息來源和思想。
（4）讓人質感到無路可逃。
插播：心理分析學的看法，新生嬰兒會與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種情緒依附，以最大化周邊成人讓他至少能生存（或成為理想父母）的可能，此綜合癥可能是由此發展而來。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是角色認同防衛機制的重要范例。
這四個條件下，人們就會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接著，楊景端博士說道：“那么這個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制造者，既可以是一個綁匪，兩個綁匪，也可以是一個組織，當然也可以是一個國家機器。受害者可以是一個人，兩個人，三個人，也可以是一群人，整個國家。”我們不難看到，從心理學與精神病理學上來看，這是一種針對個人的現象。然而就以個體為元素的社會心態而言，歷史也呈現出一種社會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
楊景端提出的四個條件仍舊是直觀的歸納，在我看來，我們本能夠走得更遠一些，看得更深一些（我在后面將會提出我的意見）。不過，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具體視角：用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看待社會，甚至檢討歷史事件。當然，尤其觀照的是專Z的社會。
在專Z社會里，統治者與臣民的關系可類比為綁匪與人質的關系，而臣民都將與人質一樣，全部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患者。由此，臣民無疑符合上述的四個形成斯癥的條件。不妨我們一一對照：
專Z社會最常用的統治手段就是暴力，所謂暴力。每一個想要與這個專Z體制作對的臣民都將受到生命的威脅。中國歷史上以謀逆罪最大，犯此罪者殺無赦。統治者會反復強調這一點，目的正是“要人質切實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脅”。
專Z統治者的一個要求是對臣民進行統治與管理，并從中獲得最大利益。他不會讓臣民死，而只是要榨取他們，保證自己的持續生存可能。控制人質的綁匪也是這樣的心態，手中有人質，就等于握住了生的機會。因此，人質不能死，臣民不能死，要保證他們維持生命的基本物質：食物與水。這就是“施暴的人會給人質施以小恩小惠”。在中國歷史上，出現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的時段，都是專Z下的“人質”實在被逼到了“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如果能夠保證小恩小惠，臣民們都是甘愿做奴隸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患者，他是不會反抗國家“綁匪”的。
第三個條件是封鎖信息，這是專Z社會的一個明顯特征，無須分析，我在《歷代禁書記》中談到的統治者禁毀讖緯著作就屬于此類。
最后，我們很明顯地看到，專Z社會里的老百姓只有兩種選擇，即生與死的選擇：要么反抗，結果是被國家“綁匪”一槍斃了；要么適應被統治，滿足被挾持，由國家“綁匪”培養成患者，培養成順民。這就是“無路可逃”的境地，別無選擇的余地。
從這個粗淺的分析中，我們看到在專Z社會里能夠存活的，都將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患者，他們最初驚恐，接著會局部的、微弱的反抗，如果反抗無效，他們傾向于默認與接受自己被挾持、被統治的現狀，最終甚至是習慣被挾持，依賴被統治，崇拜這些綁匪與國家“綁匪”。
滿清入關時，有著名的“雉法令”：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有多少前朝的遺老、遺少敢于挺身試法，甘愿保住中原的束發習慣，而不愿淪落為“披發左衽”的番夷臣民。然而，200多年過去，時間過渡到近代的辛亥年，G命的號角吹響，剃發成為擁護命的一個身體標識。這時，我們看到的是一批批已經身患重癥的“人質”，他們留戀這根表示人質身份的辮子，為取消他的人質資格而感到痛心。由此，我們看到，尤其在專Z的社會體制下，專Z的當權者作為綁匪的身份出現，而被侵略與奴役的臣民則以人質的角色來希圖適應這個新“綁匪”劫持與威脅“人質”的方法。我們不得不說，這首先是心理上、精神上的依賴，是向綁匪靠攏的愿意被馴養狀態。
個人是國家的摹本，個人的心理變化會呈現出國家與社會的價值取向；個人的精神狀態將組合成國家與社會的集體狀態。由此，人質依賴綁匪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病理形成模式也正是順民服從專Z統治的一個國家政治摹本。等到這種病癥日益嚴重化，國家與臣民形成了一種管理與被管理的習慣形式，不論這種形式是暴力的還是教化的，是懷柔的還是高壓的，總之，習慣已經建立起來，社會秩序會進入平衡狀態。
然而，如果綁匪被執法部門制服了，人質被“解救”出來。這種平衡不論從個人的心理上還是此后與人相處上都被打破。這個當年的人質，也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患者，具有兩種十分明確的行為趨向：或者尋求重新被人淪為人質；或者尋求將別人淪為自己的人質。總之，要重建這種綁匪與人質的相處平衡。引而申之，這個綁匪與人質的關系摹擬到臣民與專Z統治者關系上，亦即社會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上，如果原有的國家“綁匪”被取代、被推倒，那么社會的人質——臣民就實際被解救出來。專Z的統治模式的社會平衡也同樣被打破、被破壞，那么被解放的順民，作為患社會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順民，也呈現出兩種十分明確的行為趨向：或者尋求重新做順民的機會，這就是那些前朝遺老們的普遍心態；或者尋求讓別人做順民的可能，這正是陳勝、劉邦、黃巢以及朱元璋等農民起義領袖的典型病理癥狀。
斯德哥爾摩綜合癥這一病理學概念對歷史學的價值就是，它解釋了遺老存在的理由，也很好地解釋了近代以來，因循守舊的清朝遺民為何要拼命維護曾經寧愿流血砍頭也不要辮子的那根辮子。
就制度與社會而言，楊景端提出的產生斯德哥爾摩社會綜合癥的條件過于直觀化，它只是提出了一種綁匪與人質患者之間關系的簡單輪廓，或者說狀態，而不能完全解釋這種病癥產生的原因。我在這里，也無法提出一些深刻的形成原因，一切只是探索。
首先，我認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癥不論是在醫學范疇，還是在政治學、歷史學范疇內，都存在一個生理學上的條件反射原則，即面對外部強大的壓力，尤其是死亡威脅，所有生物都會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服從。這造成的結果是，每一種動物，包括人在內，都有被馴養的可能。基本需求是一個底線，有吃有喝，生命得以延續，面臨暴力的強權，只有低頭才能獲得延續生命的可能，這或許是源于本能反應。就像人類在馴化狗的時候，常常以食物為引誘，輔之以鞭子，讓他做什么，他才會做什么。同時，隨著這個馴化過程，狗對主人也形成依賴的習慣與情感。表現在人類社會中，專Z統治者對臣民的馴化，是通過各種暴力的體罰（例如懲戒性機制）、規范化的思想教育（例如儒家五倫等統治思想的滲透）以及適時的小恩小惠（例如封官進爵等籠絡人心的獎勵機制）而實現的，結果是培養出大量“為綁匪打掩護”的順民、良民。
只要是動物，就有被馴養的可能。人自然逃不出這個藩籬，這一條是根本的。
自有人類文明開始，有一種心理病癥可能就已存在，然而直到上世紀70年代，這種病癥才由于一個刑事案件受到重視，并以此得以命名，這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癥（Stockholmsyndrome）。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爾摩的某家銀行里，突然闖進兩個全副武裝的綁匪，先是一陣狂掃亂射。綁匪一邊掃射一邊說：Party開始了。此后，綁匪將幾名銀行職員挾持為人質，并將他們扣押在銀行的地下保管庫里。匪徒提出的條件是，釋放在押的同伙，保證他們安全出境，否則將人質一個個處死。
經過六天的營救，警方設法打通了保管庫，用催淚瓦斯將人質和劫匪驅趕出來，狙擊手同時作好了危急情況下擊斃劫匪的準備。然而，離開保管庫后，幾名人質反而將劫持者掩護起來，保護他不受警方的傷害，此后甚至拒絕提供不利于綁匪的證詞。更為離奇的是，其中一名女人質還由此愛上了一名劫持者，等他獲釋后就要嫁給他。
人們無法為這個匪夷所思的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釋，只好將它病理化。從而，在心理學、醫學領域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心理疾病：斯德哥爾摩綜合癥。這個病癥又被稱為人質情結，概括而言，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對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
后來，人們發現，斯德哥爾摩綜合癥幾乎是人質挾持事件中相當普遍的一種現象。
1976年，法航139次班機被恐怖分子劫持到烏干達的恩德培機場。根據一名頭腦清醒的女人質回憶，劫持過程中，留給她強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兇神惡煞，如何毆打、虐待旅客，而是每當恐怖分子頭目發表演說時，全機艙里就會發出如潮的掌聲。這個叫做達維森的女人質在回憶中說了這樣一句話：“現在，只是現在，我才理解。當人們想活命時，是最容易受騙的。”
前不久報道說，意大利兩位被劫持的女記者獲救之后，不但不感謝政府的努力，反而“支持伊武裝分子的‘正義之戰’”。這或許也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體現（也有可能不是，這里還涉及到政治信仰問題）。不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癥在007系列之《黑日危機》中有過明確的表現：該片中被劫持的石油大亨的女兒，后來助紂為虐。
我可以列舉出一連串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事例，不過沒有這個必要，大家通過強大的網絡搜索引擎可以了解得更詳細。
杰弗遜大學綜合醫學中心精神和行為醫學主治醫生楊景端博士在哈佛大學燕京禮堂演講中，分析出人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四個條件。
（1）要人質切實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脅。
（2）施暴的人會給人質施以小恩小惠。
（3）控制人質的信息來源和思想。
（4）讓人質感到無路可逃。
插播：心理分析學的看法，新生嬰兒會與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種情緒依附，以最大化周邊成人讓他至少能生存（或成為理想父母）的可能，此綜合癥可能是由此發展而來。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是角色認同防衛機制的重要范例。
這四個條件下，人們就會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接著，楊景端博士說道：“那么這個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制造者，既可以是一個綁匪，兩個綁匪，也可以是一個組織，當然也可以是一個國家機器。受害者可以是一個人，兩個人，三個人，也可以是一群人，整個國家。”我們不難看到，從心理學與精神病理學上來看，這是一種針對個人的現象。然而就以個體為元素的社會心態而言，歷史也呈現出一種社會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
楊景端提出的四個條件仍舊是直觀的歸納，在我看來，我們本能夠走得更遠一些，看得更深一些（我在后面將會提出我的意見）。不過，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具體視角：用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看待社會，甚至檢討歷史事件。當然，尤其觀照的是專Z的社會。
在專Z社會里，統治者與臣民的關系可類比為綁匪與人質的關系，而臣民都將與人質一樣，全部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患者。由此，臣民無疑符合上述的四個形成斯癥的條件。不妨我們一一對照：
專Z社會最常用的統治手段就是暴力，所謂暴力。每一個想要與這個專Z體制作對的臣民都將受到生命的威脅。中國歷史上以謀逆罪最大，犯此罪者殺無赦。統治者會反復強調這一點，目的正是“要人質切實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脅”。
專Z統治者的一個要求是對臣民進行統治與管理，并從中獲得最大利益。他不會讓臣民死，而只是要榨取他們，保證自己的持續生存可能。控制人質的綁匪也是這樣的心態，手中有人質，就等于握住了生的機會。因此，人質不能死，臣民不能死，要保證他們維持生命的基本物質：食物與水。這就是“施暴的人會給人質施以小恩小惠”。在中國歷史上，出現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的時段，都是專Z下的“人質”實在被逼到了“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如果能夠保證小恩小惠，臣民們都是甘愿做奴隸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患者，他是不會反抗國家“綁匪”的。
第三個條件是封鎖信息，這是專Z社會的一個明顯特征，無須分析，我在《歷代禁書記》中談到的統治者禁毀讖緯著作就屬于此類。
最后，我們很明顯地看到，專Z社會里的老百姓只有兩種選擇，即生與死的選擇：要么反抗，結果是被國家“綁匪”一槍斃了；要么適應被統治，滿足被挾持，由國家“綁匪”培養成患者，培養成順民。這就是“無路可逃”的境地，別無選擇的余地。
從這個粗淺的分析中，我們看到在專Z社會里能夠存活的，都將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患者，他們最初驚恐，接著會局部的、微弱的反抗，如果反抗無效，他們傾向于默認與接受自己被挾持、被統治的現狀，最終甚至是習慣被挾持，依賴被統治，崇拜這些綁匪與國家“綁匪”。
滿清入關時，有著名的“雉法令”：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有多少前朝的遺老、遺少敢于挺身試法，甘愿保住中原的束發習慣，而不愿淪落為“披發左衽”的番夷臣民。然而，200多年過去，時間過渡到近代的辛亥年，G命的號角吹響，剃發成為擁護命的一個身體標識。這時，我們看到的是一批批已經身患重癥的“人質”，他們留戀這根表示人質身份的辮子，為取消他的人質資格而感到痛心。由此，我們看到，尤其在專Z的社會體制下，專Z的當權者作為綁匪的身份出現，而被侵略與奴役的臣民則以人質的角色來希圖適應這個新“綁匪”劫持與威脅“人質”的方法。我們不得不說，這首先是心理上、精神上的依賴，是向綁匪靠攏的愿意被馴養狀態。
個人是國家的摹本，個人的心理變化會呈現出國家與社會的價值取向；個人的精神狀態將組合成國家與社會的集體狀態。由此，人質依賴綁匪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病理形成模式也正是順民服從專Z統治的一個國家政治摹本。等到這種病癥日益嚴重化，國家與臣民形成了一種管理與被管理的習慣形式，不論這種形式是暴力的還是教化的，是懷柔的還是高壓的，總之，習慣已經建立起來，社會秩序會進入平衡狀態。
然而，如果綁匪被執法部門制服了，人質被“解救”出來。這種平衡不論從個人的心理上還是此后與人相處上都被打破。這個當年的人質，也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患者，具有兩種十分明確的行為趨向：或者尋求重新被人淪為人質；或者尋求將別人淪為自己的人質。總之，要重建這種綁匪與人質的相處平衡。引而申之，這個綁匪與人質的關系摹擬到臣民與專Z統治者關系上，亦即社會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上，如果原有的國家“綁匪”被取代、被推倒，那么社會的人質——臣民就實際被解救出來。專Z的統治模式的社會平衡也同樣被打破、被破壞，那么被解放的順民，作為患社會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順民，也呈現出兩種十分明確的行為趨向：或者尋求重新做順民的機會，這就是那些前朝遺老們的普遍心態；或者尋求讓別人做順民的可能，這正是陳勝、劉邦、黃巢以及朱元璋等農民起義領袖的典型病理癥狀。
斯德哥爾摩綜合癥這一病理學概念對歷史學的價值就是，它解釋了遺老存在的理由，也很好地解釋了近代以來，因循守舊的清朝遺民為何要拼命維護曾經寧愿流血砍頭也不要辮子的那根辮子。
就制度與社會而言，楊景端提出的產生斯德哥爾摩社會綜合癥的條件過于直觀化，它只是提出了一種綁匪與人質患者之間關系的簡單輪廓，或者說狀態，而不能完全解釋這種病癥產生的原因。我在這里，也無法提出一些深刻的形成原因，一切只是探索。
首先，我認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癥不論是在醫學范疇，還是在政治學、歷史學范疇內，都存在一個生理學上的條件反射原則，即面對外部強大的壓力，尤其是死亡威脅，所有生物都會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服從。這造成的結果是，每一種動物，包括人在內，都有被馴養的可能。基本需求是一個底線，有吃有喝，生命得以延續，面臨暴力的強權，只有低頭才能獲得延續生命的可能，這或許是源于本能反應。就像人類在馴化狗的時候，常常以食物為引誘，輔之以鞭子，讓他做什么，他才會做什么。同時，隨著這個馴化過程，狗對主人也形成依賴的習慣與情感。表現在人類社會中，專Z統治者對臣民的馴化，是通過各種暴力的體罰（例如懲戒性機制）、規范化的思想教育（例如儒家五倫等統治思想的滲透）以及適時的小恩小惠（例如封官進爵等籠絡人心的獎勵機制）而實現的，結果是培養出大量“為綁匪打掩護”的順民、良民。
只要是動物，就有被馴養的可能。人自然逃不出這個藩籬，這一條是根本的。
再者，人類有一種原始的渴望，那就是對英雄的崇拜。這里的“英雄”，并非單純說綁匪就是英雄，而是說英雄形象與綁匪之間存在某種關聯。人類作為一種動物，其原始本能保留著一種處理問題的極端方法，這也是一個底線，即通過肢體沖突來解決問題，例如爭奪食物、爭奪配偶等利益。在無禮可講的情況下，動手成為唯一可行的辦法。誰施暴的力量大，誰就成為新的統治者與支配者，“唯兵強馬壯耳”，“槍桿子里出政權”，說到底這是一個原始的信條。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以成敗論英雄。手中掌握對人質生殺予奪大權的綁匪就是以勝者的姿態，獲得人質潛意識的心靈崇拜與傾慕。這樣的形象，通過一些熏染個人英雄主義的影片更得以傳播與彰顯。在影片中，一個匪徒被構想為英雄，人們可以崇拜他，必然要崇拜他，例如香港電影中的“古惑仔”就是一個將匪徒想象為英雄的典型。這是就個人而言的，在國家領域，專Z社會里的多數人對專Z的君王完全是出自本能的傾慕與崇拜。他們是“圣上”，是“主子”，是人們理想的“天子”，是全民偶像。在斯德哥爾摩社會綜合癥患者心目中，秦始皇、漢武帝、成吉思汗、康熙大帝、拿破侖、蔣介石、毛ZD一定都是名列前茅的偶像人物。
一個明顯的現象是：在專Z社會里，如果沒有英雄，沒有“核心”，人們會感到恐慌，會故意呼吁出一個“核心”，袁世凱的上臺就是證明。從這個意義上說，張藝謀定是一個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患者，他通過《英雄》這部影片表達了對秦始皇這個國家“綁匪”的傾慕，并且主觀地將當時的六國人全部假想為呼吁統一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患者。其實，他搞錯了，七國時代的人還不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患者，心中沒有呼喚“核心”來綁架天下的沖動。秦始皇對天下人的劫持是中國人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開端。
如果一名恐怖分子用槍頂著你的太陽穴，然后輕柔地對你說：“人的最高權利是生存的權利”，你會不會感到分外恐懼？會不會本能地順從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將是一個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患者。
政治民生觀察： https://www.tg-me.com/joinchat-CeGy1zzACcX7yO5PgCCewg
反共基地（遠東）：https://www.tg-me.com/joinchat-BZunRj2cOSJJTcHqPTQSpA
一個明顯的現象是：在專Z社會里，如果沒有英雄，沒有“核心”，人們會感到恐慌，會故意呼吁出一個“核心”，袁世凱的上臺就是證明。從這個意義上說，張藝謀定是一個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患者，他通過《英雄》這部影片表達了對秦始皇這個國家“綁匪”的傾慕，并且主觀地將當時的六國人全部假想為呼吁統一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患者。其實，他搞錯了，七國時代的人還不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患者，心中沒有呼喚“核心”來綁架天下的沖動。秦始皇對天下人的劫持是中國人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開端。
如果一名恐怖分子用槍頂著你的太陽穴，然后輕柔地對你說：“人的最高權利是生存的權利”，你會不會感到分外恐懼？會不會本能地順從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將是一個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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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7月，美國為避免中國發生內戰，馬歇爾決定為了壓制蔣介石配合調停，宣布停止向國民政府提供美援。雖然美國致力于調停中國內戰，而蘇聯卻支持共產黨武力打擊國民政府，國內的形勢卻一直不容樂觀，國共沖突也不斷。到1947年3月，國軍的武器漸漸的出現了短缺現象，而解放軍在蘇聯的支持下，武器供應還比較正常。1947年3月底，駐華美軍司令吉倫在回國前拜訪蔣介石時，蔣介石向他提出彈藥匱乏的問題，美國并沒有對此回應。對于是否向中國提供大規模援助的問題，美國國內再度展開了激烈的政策辯論，一派是以馬歇爾為首不支持援助的，一派是魏德邁為首支持援助的，而馬歇爾的建議得到了杜魯門總統的認可，魏德邁的建議得到了美國國會的認可，雙方仍然僵持不下。1948年11月，美國已經看到中國形勢非常嚴峻，才對國軍解除武器禁運，不過此時國軍敗局已定，一些美國人對此十分懊悔。1948年是美國大選，蔣介石惱怒杜魯門的態度，把寶押在民調一路領先的共和黨候選人杜威身上，杜威承諾如果他上臺一定會幫助國軍扭轉戰局，剿滅共產黨，未曾想杜魯門憑借歷史性大逆轉連任總統，杜魯門連任成功后遷怒于蔣介石，斥之為“盜竊美國7.5億美元援助的竊賊”，開始試圖以他人取代蔣，甚至暗中和中共接觸。但當時冷戰氛圍已經漸濃，美國國會與共和黨紛紛向杜魯門總統發難，對其“放棄反共”的批評聲浪很高。杜魯門也預見到中國大陸必將“赤化”，于是試圖出臺一份報告，解釋“國民黨必敗”的道理，以推卸自己“任由中國大陸落入中共之手”的“歷史罪責”。不過當杜魯門政府發布《中美關系白皮書》，抨擊蔣介石政府的腐敗無能和無可救藥，才導致中國被共產黨“赤化”，對此不僅得罪蔣介石，也觸怒了中國共產黨。
Forwarded from Anti CCP Base - Far East 遠東反共基地
閻錫山 《為共匪在北平成立偽政權告全國同胞書》
全國同胞們！此次共匪在北平成立偽中央人民政府，是共匪出賣祖國的最具體的表現，它不僅將斷送我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文化，並且要準備著把我們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與全國同胞的性命，供給另一個國家作侵略世界的犧牲。政府為救國救民，並維護世界和平，一定要貫徹戡亂國策，並與世界反侵略國家，共為反侵略而奮鬥到底。
我們全國同胞，一定要認識共匪的北平傀儡政權，如同日本帝國主義所導演的汪精衛漢奸政府一樣，它是蘇聯卵翼下的一個出賣國家主權的國賊政府，這個偽政府是專為蘇聯的利益，完全為蘇聯效力的。我們全國同胞，必須認識這與歷代的改朝換帝不同，萬不敢存那個朝廷不納糧的心理，本漢賊不兩立的精神，同共匪拚命到底，以保障我們國家的獨立自主。
全國同胞們！北平傀儡政權的成立，為我國家民族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禍害，我們只有實行反共保民總動員，有錢的出錢，大家出力，以毀產保產、拚命保命的精神，來保國、保民、保身家，我們要知道，共匪是世界的敵人，它不只是不容於中國，更不容於世界，只要我們同共匪戰鬥，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全國人民的。
全國同胞們！此次共匪在北平成立偽中央人民政府，是共匪出賣祖國的最具體的表現，它不僅將斷送我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文化，並且要準備著把我們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與全國同胞的性命，供給另一個國家作侵略世界的犧牲。政府為救國救民，並維護世界和平，一定要貫徹戡亂國策，並與世界反侵略國家，共為反侵略而奮鬥到底。
我們全國同胞，一定要認識共匪的北平傀儡政權，如同日本帝國主義所導演的汪精衛漢奸政府一樣，它是蘇聯卵翼下的一個出賣國家主權的國賊政府，這個偽政府是專為蘇聯的利益，完全為蘇聯效力的。我們全國同胞，必須認識這與歷代的改朝換帝不同，萬不敢存那個朝廷不納糧的心理，本漢賊不兩立的精神，同共匪拚命到底，以保障我們國家的獨立自主。
全國同胞們！北平傀儡政權的成立，為我國家民族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禍害，我們只有實行反共保民總動員，有錢的出錢，大家出力，以毀產保產、拚命保命的精神，來保國、保民、保身家，我們要知道，共匪是世界的敵人，它不只是不容於中國，更不容於世界，只要我們同共匪戰鬥，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全國人民的。
示威活動中常用的武器制作
燃燒彈
1、選一個不要太堅固或太易碎，瓶頸不要太長或太寬的玻璃瓶，做燃燒瓶的瓶體。
2、在瓶內裝入半瓶汽油。注意：如瓶內裝太多汽油，會在玻璃瓶碎開后造成熄火。
3、將白糖或紅糖，倒入汽油瓶中，以增強火焰的溫度和強度。汽油與糖的比例為二比一。（如果現場沒有這些材料，此步驟可以省略。）
4、在汽油瓶中，加入少量焦油、橄欖油、洗衣粉或洗潔精（注意：是任選其一，不是每種物料都加）。這些物料可以使汽油容易附著在目標物上面。（如果現場沒有這些材料，此步驟可以省略。）
5、在汽油瓶中，加入少量洗馬桶用的鹽酸，用來腐蝕目標物體的表面防火層。（如果現場沒有這些材料，此步驟可以省略。）
6、瓶口以干布卷、木塞、水松、橡膠，或是其它不透氣的物體堵住。要確保瓶子密封，還要確保瓶塞不會脫落。
7、在瓶口上扎一塊布塊作延遲引信。注意：不可用作延遲引信的布塊做瓶塞。
8、使用之前把布塊沾透易燃液體，如：汽油或柴油。用打火機或火柴點燃布塊后，把玻璃瓶拋出。玻璃瓶撞擊目標，或地面之后破裂，隨即汽油傾倒在目標物之上或地上，被引信點燃后劇烈燃燒。
9、要事先使用各種堅固的材料，在車輛必經路段，建立不低于1米高的反坦克路障臺。路障臺可以形成射擊死角，隱蔽示威者。待坦克和裝甲車靠近，投擲大量燃燒彈，摧毀坦克和裝甲車。
該武器適用于示威者攻擊前來鎮壓的軍警坦克、裝甲車和其他車輛。
石頭和磚塊
1、可以拆毀地磚、花壇、圍墻等簡易建筑物，然后，將大塊石頭，砸成適合投擲的小塊。也可使用車輛從外部運送磚頭和石塊。
2、組織分工，有人負責收集或加工，有人負責傳遞，有人負責投擲，以確保攻擊強度。
3、借助煙幕掩護，接近前來鎮壓的軍警隊列，持續投擲大量的石頭和磚頭，擊退軍警，并奪取軍警武器。
該武器適用于民眾攻擊鎮壓民眾集會示威活動的軍警步兵。
輪胎煙幕彈
大量點燃輪胎，形成大量的煙幕，以屏蔽軍警人員的視線，掩護示威者。
煙幕彈制作
1、從花園商店購買硝酸鉀。
2、硝酸鉀和白糖按三比二的比例混合后，倒入鍋中。將電磁爐溫度調到120度，將鍋放在電磁爐上加熱。一邊加熱，一邊攪拌，直到混合物變成均勻的糊狀。注意：溫度一定控制在120度。溫度如超過200度，硝酸鉀會發生爆炸。
3、加1勺蘇打，繼續加熱，并繼續攪拌均勻。
4、將混合物倒進紙杯里。在混合物的中間，插一根粗的筆。
5、將混合物放置一個小時進行冷卻，就成形了。
6、去掉筆，然后在孔中插入一根煙花用的藥捻子。將棉花塞入孔中，以固定藥捻子。一個煙幕彈制作好了。
7、用膠布纏繞包裹整個煙幕彈。注意：將插藥捻子的孔洞整個露在外邊，以用于冒煙。
8、點燃藥捻子，并將煙幕彈投出。煙幕彈隨后冒出大量濃煙，時間可持續5-10分鐘。
適用：
1、該武器適用于示威者對抗前來鎮壓的軍警。投擲大量煙幕彈后，可掩護民眾接近軍警，奪取軍警武器；
2、該武器可掩護示威者接近軍警坦克、裝甲車和其他車輛，并用燃燒彈擊毀軍警坦克、裝甲車和其他車輛；
3、大量使用煙幕彈，可對抗鎮壓民眾抗議的低空飛機和直升機。由于飛機上無法看清示威者，可以阻止飛機上的軍警射擊示威者；
4、如果軍警坦克、裝甲車和直升機，向示威發射大型殺傷武器，并照成大量傷亡，將在全國范圍內，激起更大規模的全民暴亂行動，同時，促使越來越多的軍隊組織、警察組織和政府組織反叛，并站在示威者一邊，這將加速獨裁者垮臺。
燃燒彈
1、選一個不要太堅固或太易碎，瓶頸不要太長或太寬的玻璃瓶，做燃燒瓶的瓶體。
2、在瓶內裝入半瓶汽油。注意：如瓶內裝太多汽油，會在玻璃瓶碎開后造成熄火。
3、將白糖或紅糖，倒入汽油瓶中，以增強火焰的溫度和強度。汽油與糖的比例為二比一。（如果現場沒有這些材料，此步驟可以省略。）
4、在汽油瓶中，加入少量焦油、橄欖油、洗衣粉或洗潔精（注意：是任選其一，不是每種物料都加）。這些物料可以使汽油容易附著在目標物上面。（如果現場沒有這些材料，此步驟可以省略。）
5、在汽油瓶中，加入少量洗馬桶用的鹽酸，用來腐蝕目標物體的表面防火層。（如果現場沒有這些材料，此步驟可以省略。）
6、瓶口以干布卷、木塞、水松、橡膠，或是其它不透氣的物體堵住。要確保瓶子密封，還要確保瓶塞不會脫落。
7、在瓶口上扎一塊布塊作延遲引信。注意：不可用作延遲引信的布塊做瓶塞。
8、使用之前把布塊沾透易燃液體，如：汽油或柴油。用打火機或火柴點燃布塊后，把玻璃瓶拋出。玻璃瓶撞擊目標，或地面之后破裂，隨即汽油傾倒在目標物之上或地上，被引信點燃后劇烈燃燒。
9、要事先使用各種堅固的材料，在車輛必經路段，建立不低于1米高的反坦克路障臺。路障臺可以形成射擊死角，隱蔽示威者。待坦克和裝甲車靠近，投擲大量燃燒彈，摧毀坦克和裝甲車。
該武器適用于示威者攻擊前來鎮壓的軍警坦克、裝甲車和其他車輛。
石頭和磚塊
1、可以拆毀地磚、花壇、圍墻等簡易建筑物，然后，將大塊石頭，砸成適合投擲的小塊。也可使用車輛從外部運送磚頭和石塊。
2、組織分工，有人負責收集或加工，有人負責傳遞，有人負責投擲，以確保攻擊強度。
3、借助煙幕掩護，接近前來鎮壓的軍警隊列，持續投擲大量的石頭和磚頭，擊退軍警，并奪取軍警武器。
該武器適用于民眾攻擊鎮壓民眾集會示威活動的軍警步兵。
輪胎煙幕彈
大量點燃輪胎，形成大量的煙幕，以屏蔽軍警人員的視線，掩護示威者。
煙幕彈制作
1、從花園商店購買硝酸鉀。
2、硝酸鉀和白糖按三比二的比例混合后，倒入鍋中。將電磁爐溫度調到120度，將鍋放在電磁爐上加熱。一邊加熱，一邊攪拌，直到混合物變成均勻的糊狀。注意：溫度一定控制在120度。溫度如超過200度，硝酸鉀會發生爆炸。
3、加1勺蘇打，繼續加熱，并繼續攪拌均勻。
4、將混合物倒進紙杯里。在混合物的中間，插一根粗的筆。
5、將混合物放置一個小時進行冷卻，就成形了。
6、去掉筆，然后在孔中插入一根煙花用的藥捻子。將棉花塞入孔中，以固定藥捻子。一個煙幕彈制作好了。
7、用膠布纏繞包裹整個煙幕彈。注意：將插藥捻子的孔洞整個露在外邊，以用于冒煙。
8、點燃藥捻子，并將煙幕彈投出。煙幕彈隨后冒出大量濃煙，時間可持續5-10分鐘。
適用：
1、該武器適用于示威者對抗前來鎮壓的軍警。投擲大量煙幕彈后，可掩護民眾接近軍警，奪取軍警武器；
2、該武器可掩護示威者接近軍警坦克、裝甲車和其他車輛，并用燃燒彈擊毀軍警坦克、裝甲車和其他車輛；
3、大量使用煙幕彈，可對抗鎮壓民眾抗議的低空飛機和直升機。由于飛機上無法看清示威者，可以阻止飛機上的軍警射擊示威者；
4、如果軍警坦克、裝甲車和直升機，向示威發射大型殺傷武器，并照成大量傷亡，將在全國范圍內，激起更大規模的全民暴亂行動，同時，促使越來越多的軍隊組織、警察組織和政府組織反叛，并站在示威者一邊，這將加速獨裁者垮臺。
放棄革命的權利就等于放棄了一切
——南斯拉夫的革命昭示了我們什么？
王炳章
米洛舍維奇倒臺了，南斯拉夫的民主革命取得了勝利。民主，又攻占了一塊獨裁者的土地。
我十幾年前就結識過南斯拉夫的民運斗士。大概是一九八四年，我去美國首都華盛頓演講、并會見其他民運朋友。當時，《中國時報》駐華盛頓記者冉亮女士，請我到她家做客。沒想到，她的丈夫是一位南斯拉夫人，而且是一位思路清晰的革命者。我們相談甚歡。我記憶最清楚的，是這位南斯拉夫人士對未來南國政局的準確預測。他預言，而且毫不留有余地地預言，南斯拉夫在鐵托去世后會發生解體、爆發內戰，共產主義當然也會隨風而去。我問他為何如此自信，他說，這是南國內部矛盾的累積使然，任何人也改變不了。他還嘲諷那些美國所謂的南斯拉夫問題專家，說他們對南國問題認識非常膚淺，往往從主觀愿望出發而制定對南政策。
現在，這位南國民運人士的預言已經獲得驗證。他是一名知識分子，我當年在他身上，卻沒有聞到那股酸儒的書生氣味，反而感觸到一種革命家的激情與果斷。今天，我們從電視上觀看南斯拉夫人民推翻米洛舍維奇的革命，是否也領悟到了其中的那種激情與果斷？反觀我們中國的八九民運，群眾動員的規模遠比南國的革命大得多，但我們為什么沒有成功呢？這就要對比一下：人家有什么，我們沒有什么；人家是怎樣做的，我們是怎樣做的。然后，我們思考一下，我們是否應當從南國的革命中學些什么。
一，攻占國會——奪取政權的意識
我分分秒秒都在關注南斯拉夫的革命。這幾天夜里，我常常爬起好幾次，打開電腦，從中英文各種管道捕捉信息。因為我知道——就象我多次講過的，獨裁政權一旦出現危及，其垮臺的時間不是以月記，甚至不是以天記，而是以小時記算，其崩潰是異常迅速的。我不想錯過任何一個關鍵的鏡頭，為的是從中領悟要絕，給未來的中國民主革命提供參考。
南國革命的轉捩點，是群眾攻占國會大廈。占領后，立即宣布奪權成功，反對派領袖及時宣布接管權力。也就是說，南國民主運動的領袖和群眾，有十分明確的政權意識，目標就是要奪取政權。他們從一開始動員群眾，就確定了這個目標，而且從不動搖。我們看到，南斯拉夫的民主派占領國會、宣布奪權成功后，局勢一瀉千里，首都武裝警察紛紛倒戈。俄國政府也不得不迅速宣布承認新的政權。
中國話說“心想事成”。你心里想到“奪權”，想要“奪權”，才能“奪權”成功。心里沒有“奪權”的想法，沒有政權意識，奪權的機會來了，你都不知道抓住機會。甚至，把權力放到你的手里，你都不知道權力是什么，你都不會抓住它。
“奪權”？犬儒式的書生論證者，一聽奪權，就嚇得渾身發抖。一聽要推翻一個即有的政權，就指責這是“胡鬧”，這是“過激”，這是“以暴易暴”，這是“野心”等等。一句話，“推翻政權”要不得；“奪權”更是要不得。他們甚至站在民主革命者的前面，舉著牌子，擋住革命者的去路，牌子上寫著：“告別革命！”
如果南斯拉夫的革命者們聽從這班中國腐儒的話，國會不去占領，權力不去奪取，米洛舍維奇今天依然會穩穩地坐在權力的寶座上，而且，這個獨裁者還會津津有味地做下去。“書生論政而悟國”，有道理乎？
二，八九民運毫無政權意識
反觀我們八九民運，毫無政權意識。主流運動壓根兒就沒想到“革命”，更沒有去想“奪權”。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闖關回國，目的就是想在運動中宣傳革命的理念。不幸的是，我被攔截在日本東京，日航屈服于中共壓力，拒絕載我飛往北京。在解放軍三大總部的游行隊伍走上街頭、支持學生、要求政治改革時，我看革命的時機已到，就拼命聯絡在天安門廣場的民運朋友們，讓其帶話給學運領袖們，應當迅速占領電臺、電視臺和人民大會堂。但連我的朋友都說，這樣太激進，學生肯定不會聽的，學生們恪守“和平、理性、非暴力”，他們不會放棄這個原則。我說，那就去找劉曉波等知識分子，劉曉波回國前，我們在紐約密談過。但我的民運朋友告訴我，北京知識界的主流也不會接受我的建議，讓我暫時不要著急。我怎么不著急？一位美國朋友當時講，按照政治常識，當時的北京政權已經癱瘓，問題是需要一個替代政權，可惜這個替代政權改出現的時侯沒有出現。這樣，就給了中共業已癱瘓的政權死灰復然的機會。
問題就在這里，八九民運時，在六四開槍鎮壓之前，北京市內，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機關大都罷工、癱瘓了，民警也不愿再為共產黨效勞了。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人民日報社、解放軍三大總部、高級黨校的干部群眾，通通上街游行，要求變革。警察都不聽話了，這是鄧小平調兵勤王的重要原因。可是，舊政權癱瘓了，老百姓擁護什么政權呢？黨政干部擁護什么政權呢？軍隊、警察服從什么政權呢？這個真空，一定要及時填補。沒有新的填補，癱瘓的，就會尋機而起。沒有新的政權填補，就不能給群眾一個希望，一個可以圍繞的中心。
三，反對運動需要一個凝聚點，需要明確擁護什么
民主運動、或稱反對運動，除了需要知道反對什么之外，更需要明確擁護什么——想要的是什么。擁護什么的問題沒解決，就沒有一個凝聚點，力量就不可能聚合起來。沒有一個微小的塵粒為中心，水蒸汽就不可能凝聚成一片雪花。沒有一個核心，雪團就不會滾大。核心不牢，雪球滾大了，也會散掉。
民主運動要解決凝聚力的問題，至少應包括以下幾項內容：共同的信仰；共同擁護什么樣的政治主張；共同擁護什么樣的政治力量；共同擁護什么樣的政治領袖。有時，還需要一個具體的、有擁護價值的“象征”。象共產黨打天下的時侯，延安就成了左派青年心目中的“圖騰”，擁護、向往的象征，成了一個凝聚點。
共同擁護的政治主張、政治力量、政治領袖，這次南斯拉夫革命全都具備。盡管這樣，在行動中，一個具體的“象征”還是需要的。我們看到，國會大廈，就成了這一象征。國會，象征著最高權力，因而具有極大的象征意義和凝聚力。我觀察到，當民主派爬上國會大廈，搖動國旗的時候，群眾立即狂歡起來，群眾從四面八方擁向國會。國會大廈，不但成了奪權成功的標志，成了凝聚點，也一下成了革命群眾誓死保衛的對象。
中國民運擁護什么的問題，沒有很明確的解決。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擁護什么的問題不解決，老百姓就不知改支持什么，改投奔誰，運動就不會滾大。
八九民運時，天安門廣場成了一個象征，一個中心。但它缺乏權力上的象征意義，充其量，當時只是一個“良心”的象征。假如群眾攻占了人民大會堂，象征意義和凝聚力就會大上十倍、百倍。因為，它代表著國家的權力回到人民手中。如果成立臨時政府、并加上及時而正確的政策宣示，不但對老百姓，就是對軍政人員，都會形成巨大的吸引和凝聚力量。
四，奪權——公民的天賦人權
推翻一個暴虐的政權，更替一個不喜歡的政權，或者說，從專制統治者手中奪取政權，這是公民的天賦人權，與生俱來，不可剝奪。有人一聽到推翻政府，一聽到奪權，臉色就嚇得發青。其實，奪權這件事，沒什么了不起，應以平常心對待之。我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寫過很多文章，做過多次演講。這里，趁著南斯拉夫獨裁政權的垮臺和民主派的奪權成功，我再把有關要點重復一下。關于革命與奪權，我們至少需要明確以下問題：
第一，政府是什么？一定需要政府嗎？
第二，政府是怎么來的？誰建的？
第三，政府的作用是什么？為誰而建？
第四，政府是誰運作的，什么人有資格運作？
第五，政府不稱職、甚至壓迫人民怎么辦？可不可以和平地更換政府？
第六，壓迫人民的政府拒絕和平地放權怎么辦？
第七，人民可以進行改良嗎？
第八，放棄革命和奪權的權利，等于什么？
讓我們簡單地回答這些問題。
第一，政府是什么？不要政府行嗎？
是的，很多人不喜歡政府。因此，無政府主義者主張不要政府。完全不要政府行嗎？看來不行。比如，發了洪水怎么辦？一家一戶沒有力量治理洪水，必須聯合起來，才能治洪。這樣，問題就出來了：誰來協調大家？誰來決定治理洪水的方案？治洪需要資金，誰來出這個錢？如何管理這筆錢？等等，一大串問題。因此，大家要共同出錢，這就要交稅。管這筆錢，需要財政部門。協調集體力量，需要一個頭，一個指揮。這樣，必然就會產生政府。處理垃圾問題也是如此。大家都倒垃圾，沒有人清理不行。大家必須找一個人、或一批人來專門處理垃圾，這就衍生出來與抗洪一樣的問題：政府是必要的，它是處理抗洪、清除垃圾這類“公共利益”所必需的，也是維護社會秩序所必須的。由于政府常常做事做得不好，甚至有了權力以后可能會爛用權力，但是，人們又不能缺少它，因此，民主社會常稱政府為“必要的惡魔”。
第二，政府是誰建立的？來自誰？
上面的例子也說明：政府是人民創建的，它來自人民。
第三，政府的目的何在？政府的目的是處理“公共利益”之事，是造福人民，為民服務。現在，連最專制的獨裁者，都在口頭上承認，政府來自人民，要為人民服務。只是，他們說一套，做一套。
第四，政府由誰運作呢？誰有資格來運作呢？
是人們挑選的有能力的人來運作，這就產生了選舉。如何人民沒有推舉你、沒有委托你來管理政府，這個政府就沒有資格管理“公共利益”的事。政治學上說，統治者只有在征得被統治者的同意之后，才能行使統治的權力。
第五，政府不稱職怎么辦？甚至，政府壓迫人怎么辦？
答案很簡單：讓它下去，換一個稱職的，換一個不壓迫老百姓的。可不可以用和平的、合法的方式更換政府？可以。現在，美國正面臨總統大選。共和黨的小布什和民主黨的高爾，都站了出來，讓公民們挑選。如果人民厭倦了民主黨的執政，就會把它趕下臺，把共和黨政府請上來。如果老百姓還喜歡民主黨，就會叫小布什走開，繼續留著高爾，讓他來組織民主黨政府。所謂民主選舉，說白了，就是老百姓用合法、和平的方式更換政府、換上一個新政府。也就是說，民主制度把更換政府合法化了、和平化了、程序化了。
第六，壓迫人民的政府拒絕和平地交出權力，拒絕和平地更換政府怎么辦？
——南斯拉夫的革命昭示了我們什么？
王炳章
米洛舍維奇倒臺了，南斯拉夫的民主革命取得了勝利。民主，又攻占了一塊獨裁者的土地。
我十幾年前就結識過南斯拉夫的民運斗士。大概是一九八四年，我去美國首都華盛頓演講、并會見其他民運朋友。當時，《中國時報》駐華盛頓記者冉亮女士，請我到她家做客。沒想到，她的丈夫是一位南斯拉夫人，而且是一位思路清晰的革命者。我們相談甚歡。我記憶最清楚的，是這位南斯拉夫人士對未來南國政局的準確預測。他預言，而且毫不留有余地地預言，南斯拉夫在鐵托去世后會發生解體、爆發內戰，共產主義當然也會隨風而去。我問他為何如此自信，他說，這是南國內部矛盾的累積使然，任何人也改變不了。他還嘲諷那些美國所謂的南斯拉夫問題專家，說他們對南國問題認識非常膚淺，往往從主觀愿望出發而制定對南政策。
現在，這位南國民運人士的預言已經獲得驗證。他是一名知識分子，我當年在他身上，卻沒有聞到那股酸儒的書生氣味，反而感觸到一種革命家的激情與果斷。今天，我們從電視上觀看南斯拉夫人民推翻米洛舍維奇的革命，是否也領悟到了其中的那種激情與果斷？反觀我們中國的八九民運，群眾動員的規模遠比南國的革命大得多，但我們為什么沒有成功呢？這就要對比一下：人家有什么，我們沒有什么；人家是怎樣做的，我們是怎樣做的。然后，我們思考一下，我們是否應當從南國的革命中學些什么。
一，攻占國會——奪取政權的意識
我分分秒秒都在關注南斯拉夫的革命。這幾天夜里，我常常爬起好幾次，打開電腦，從中英文各種管道捕捉信息。因為我知道——就象我多次講過的，獨裁政權一旦出現危及，其垮臺的時間不是以月記，甚至不是以天記，而是以小時記算，其崩潰是異常迅速的。我不想錯過任何一個關鍵的鏡頭，為的是從中領悟要絕，給未來的中國民主革命提供參考。
南國革命的轉捩點，是群眾攻占國會大廈。占領后，立即宣布奪權成功，反對派領袖及時宣布接管權力。也就是說，南國民主運動的領袖和群眾，有十分明確的政權意識，目標就是要奪取政權。他們從一開始動員群眾，就確定了這個目標，而且從不動搖。我們看到，南斯拉夫的民主派占領國會、宣布奪權成功后，局勢一瀉千里，首都武裝警察紛紛倒戈。俄國政府也不得不迅速宣布承認新的政權。
中國話說“心想事成”。你心里想到“奪權”，想要“奪權”，才能“奪權”成功。心里沒有“奪權”的想法，沒有政權意識，奪權的機會來了，你都不知道抓住機會。甚至，把權力放到你的手里，你都不知道權力是什么，你都不會抓住它。
“奪權”？犬儒式的書生論證者，一聽奪權，就嚇得渾身發抖。一聽要推翻一個即有的政權，就指責這是“胡鬧”，這是“過激”，這是“以暴易暴”，這是“野心”等等。一句話，“推翻政權”要不得；“奪權”更是要不得。他們甚至站在民主革命者的前面，舉著牌子，擋住革命者的去路，牌子上寫著：“告別革命！”
如果南斯拉夫的革命者們聽從這班中國腐儒的話，國會不去占領，權力不去奪取，米洛舍維奇今天依然會穩穩地坐在權力的寶座上，而且，這個獨裁者還會津津有味地做下去。“書生論政而悟國”，有道理乎？
二，八九民運毫無政權意識
反觀我們八九民運，毫無政權意識。主流運動壓根兒就沒想到“革命”，更沒有去想“奪權”。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闖關回國，目的就是想在運動中宣傳革命的理念。不幸的是，我被攔截在日本東京，日航屈服于中共壓力，拒絕載我飛往北京。在解放軍三大總部的游行隊伍走上街頭、支持學生、要求政治改革時，我看革命的時機已到，就拼命聯絡在天安門廣場的民運朋友們，讓其帶話給學運領袖們，應當迅速占領電臺、電視臺和人民大會堂。但連我的朋友都說，這樣太激進，學生肯定不會聽的，學生們恪守“和平、理性、非暴力”，他們不會放棄這個原則。我說，那就去找劉曉波等知識分子，劉曉波回國前，我們在紐約密談過。但我的民運朋友告訴我，北京知識界的主流也不會接受我的建議，讓我暫時不要著急。我怎么不著急？一位美國朋友當時講，按照政治常識，當時的北京政權已經癱瘓，問題是需要一個替代政權，可惜這個替代政權改出現的時侯沒有出現。這樣，就給了中共業已癱瘓的政權死灰復然的機會。
問題就在這里，八九民運時，在六四開槍鎮壓之前，北京市內，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機關大都罷工、癱瘓了，民警也不愿再為共產黨效勞了。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人民日報社、解放軍三大總部、高級黨校的干部群眾，通通上街游行，要求變革。警察都不聽話了，這是鄧小平調兵勤王的重要原因。可是，舊政權癱瘓了，老百姓擁護什么政權呢？黨政干部擁護什么政權呢？軍隊、警察服從什么政權呢？這個真空，一定要及時填補。沒有新的填補，癱瘓的，就會尋機而起。沒有新的政權填補，就不能給群眾一個希望，一個可以圍繞的中心。
三，反對運動需要一個凝聚點，需要明確擁護什么
民主運動、或稱反對運動，除了需要知道反對什么之外，更需要明確擁護什么——想要的是什么。擁護什么的問題沒解決，就沒有一個凝聚點，力量就不可能聚合起來。沒有一個微小的塵粒為中心，水蒸汽就不可能凝聚成一片雪花。沒有一個核心，雪團就不會滾大。核心不牢，雪球滾大了，也會散掉。
民主運動要解決凝聚力的問題，至少應包括以下幾項內容：共同的信仰；共同擁護什么樣的政治主張；共同擁護什么樣的政治力量；共同擁護什么樣的政治領袖。有時，還需要一個具體的、有擁護價值的“象征”。象共產黨打天下的時侯，延安就成了左派青年心目中的“圖騰”，擁護、向往的象征，成了一個凝聚點。
共同擁護的政治主張、政治力量、政治領袖，這次南斯拉夫革命全都具備。盡管這樣，在行動中，一個具體的“象征”還是需要的。我們看到，國會大廈，就成了這一象征。國會，象征著最高權力，因而具有極大的象征意義和凝聚力。我觀察到，當民主派爬上國會大廈，搖動國旗的時候，群眾立即狂歡起來，群眾從四面八方擁向國會。國會大廈，不但成了奪權成功的標志，成了凝聚點，也一下成了革命群眾誓死保衛的對象。
中國民運擁護什么的問題，沒有很明確的解決。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擁護什么的問題不解決，老百姓就不知改支持什么，改投奔誰，運動就不會滾大。
八九民運時，天安門廣場成了一個象征，一個中心。但它缺乏權力上的象征意義，充其量，當時只是一個“良心”的象征。假如群眾攻占了人民大會堂，象征意義和凝聚力就會大上十倍、百倍。因為，它代表著國家的權力回到人民手中。如果成立臨時政府、并加上及時而正確的政策宣示，不但對老百姓，就是對軍政人員，都會形成巨大的吸引和凝聚力量。
四，奪權——公民的天賦人權
推翻一個暴虐的政權，更替一個不喜歡的政權，或者說，從專制統治者手中奪取政權，這是公民的天賦人權，與生俱來，不可剝奪。有人一聽到推翻政府，一聽到奪權，臉色就嚇得發青。其實，奪權這件事，沒什么了不起，應以平常心對待之。我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寫過很多文章，做過多次演講。這里，趁著南斯拉夫獨裁政權的垮臺和民主派的奪權成功，我再把有關要點重復一下。關于革命與奪權，我們至少需要明確以下問題：
第一，政府是什么？一定需要政府嗎？
第二，政府是怎么來的？誰建的？
第三，政府的作用是什么？為誰而建？
第四，政府是誰運作的，什么人有資格運作？
第五，政府不稱職、甚至壓迫人民怎么辦？可不可以和平地更換政府？
第六，壓迫人民的政府拒絕和平地放權怎么辦？
第七，人民可以進行改良嗎？
第八，放棄革命和奪權的權利，等于什么？
讓我們簡單地回答這些問題。
第一，政府是什么？不要政府行嗎？
是的，很多人不喜歡政府。因此，無政府主義者主張不要政府。完全不要政府行嗎？看來不行。比如，發了洪水怎么辦？一家一戶沒有力量治理洪水，必須聯合起來，才能治洪。這樣，問題就出來了：誰來協調大家？誰來決定治理洪水的方案？治洪需要資金，誰來出這個錢？如何管理這筆錢？等等，一大串問題。因此，大家要共同出錢，這就要交稅。管這筆錢，需要財政部門。協調集體力量，需要一個頭，一個指揮。這樣，必然就會產生政府。處理垃圾問題也是如此。大家都倒垃圾，沒有人清理不行。大家必須找一個人、或一批人來專門處理垃圾，這就衍生出來與抗洪一樣的問題：政府是必要的，它是處理抗洪、清除垃圾這類“公共利益”所必需的，也是維護社會秩序所必須的。由于政府常常做事做得不好，甚至有了權力以后可能會爛用權力，但是，人們又不能缺少它，因此，民主社會常稱政府為“必要的惡魔”。
第二，政府是誰建立的？來自誰？
上面的例子也說明：政府是人民創建的，它來自人民。
第三，政府的目的何在？政府的目的是處理“公共利益”之事，是造福人民，為民服務。現在，連最專制的獨裁者，都在口頭上承認，政府來自人民，要為人民服務。只是，他們說一套，做一套。
第四，政府由誰運作呢？誰有資格來運作呢？
是人們挑選的有能力的人來運作，這就產生了選舉。如何人民沒有推舉你、沒有委托你來管理政府，這個政府就沒有資格管理“公共利益”的事。政治學上說，統治者只有在征得被統治者的同意之后，才能行使統治的權力。
第五，政府不稱職怎么辦？甚至，政府壓迫人怎么辦？
答案很簡單：讓它下去，換一個稱職的，換一個不壓迫老百姓的。可不可以用和平的、合法的方式更換政府？可以。現在，美國正面臨總統大選。共和黨的小布什和民主黨的高爾，都站了出來，讓公民們挑選。如果人民厭倦了民主黨的執政，就會把它趕下臺，把共和黨政府請上來。如果老百姓還喜歡民主黨，就會叫小布什走開，繼續留著高爾，讓他來組織民主黨政府。所謂民主選舉，說白了，就是老百姓用合法、和平的方式更換政府、換上一個新政府。也就是說，民主制度把更換政府合法化了、和平化了、程序化了。
第六，壓迫人民的政府拒絕和平地交出權力，拒絕和平地更換政府怎么辦？
人民可以革命，用強迫行的手段叫它走人。因此，美國獨立宣言說，人人生而平等，人民有權推翻一個暴虐的政府，必要時，可以使用武力。林肯總統一上臺就說，如果它領導的政府是壓迫人民的，人民有權起來革命，推倒這個政府。中國文化中，也有人民革命的權力。孟子在論及湯武革命時，就說，人民造反株殺暴虐的紂王，不算“弒君”，乃是除去一個獨夫民賊而已。
因此，推翻政府、更換政府，是公民的天賦人權。革命，是公民的天賦人權，從專制者手中奪取政權，是公民的天賦人權。
五，改良是執政者才能做的，而革命卻是平民的武器
一提到革命就臉色發青而高喊“告別革命”的書生們，總是提倡改良，不知寫了多少文章詛咒革命、贊揚改良。我不是反對改良，也很希望改良。可是，我要問問那些詛咒革命、將改良絕對化的書生們：你們怎么改良？你們能進行什么改良？你怎樣將專制制度改成民主制度？你們手中沒有權，能改什么良？這是平民改良派的一個死結。改良是好，很好啊，我很贊成改良，但不要忘記，只有手中有權的當權者，才能進行改良，才能改革。極權專制社會里的所謂改良和改革，說來再簡單也不過了-----就是專政者主動放權，主動還政于民，這是改良的實質。比如經濟改革，就是共產黨放松了一點經濟控制權，給了老百姓一點發展私有經濟的權力。我們平民百姓怎么改良？怎么改革？我們本來就沒權，我們沒有使用權力來進行改良的能力！充其量，我們只能呼吁改良，呼吁誰？呼吁執政者，呼吁有權的人，呼吁他們放權，勸說他們放權，勸說他們還政于民。再積極一點，就是抗爭，向專制者爭權、要權。
問題出來了：專制者不聽呼吁怎么辦？不聽勸怎么？專制者不改良怎么辦？專制者不放權怎么辦？傻等？常跪不起而祈求專制者開恩？它不開恩又怎么辦？你祈求它都抓你、殺你，怎么辦？到此，詛咒革命而將改良絕對化的書生們，進入了死胡同。
我這個革命派，正確的稱呼應當叫兩手策略派。我呼吁改良，但不拘泥于改良。我希望專制者改良，但不奢望專制者改良。如果專制者不改，就行使革命的權利。此外，別無它擇。
應當這么說，老百姓實際能“主動操作”的，不是改良，而是革命。改良是有權者能主動做的，革命是無權者能主動做的。革命，我們能主動操作的很多，鼓動革命輿論，發展革命組織，滲透黨政軍各界，發動群眾示威，策動軍隊倒戈，等等，都是。有人最近總問我：“老王，你近來在干什么？”我可以坦率告訴大家，我在策劃革命，具體地策劃中國的民主革命，而且已有成效。
但是，有一條要講清楚：準備革命，不一定實行革命，可以引而不發，以此逼迫執政者改良，專制者改良了，也可放棄革命的進行，但，永遠不放棄革命的權利。革命，應當是一把永遠懸在專制者頭上的利劍，它改，就不砍下去；不改，則毫不猶豫，必砍無疑，是專制者迫使我們不得不行使革命的權利。
六，放棄革命的權利，等于放棄了一切
不錯，我們應當爭取的公民權利、公民自由有很多很多——言論的自由、結社的自由、游行示威的權利、練功的權利、私有財產保障的權利、免于恐懼的權利……，可列出一百條，兩百條。
對詛咒革命、將改良絕對化的書生們來說，又一個死結的問題產生了：你爭取這些權利，很對。但是，獨裁者不給，怎么辦？
這時，只有一個權利可以行使，那就是爭取權利的權利。爭取權利的權利，就是革命的權利。放棄了這個權利，等于放棄了一切權利，因為，你放棄了爭取權利的權利，就等于給自己臉上貼上了一個標語：當那些普通的公民權利——如言論自由的權利——爭取不到的時候，只有坐以待斃。獨裁者看到這個標語，還愿意放權嗎？
回到南斯拉夫革命的例子。米洛舍維奇不承認選舉失敗，假如南斯拉夫人民不發動革命推翻它，而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地等待第二輪投票；第二輪投票又被米氏做了票，還是“和平、理性、非暴力”，頂多來個“靜坐示威”，他會怕你的示威？他會可憐你？恩賜你？別說米氏不會理會你的和平示威，連軍中、警察中的民主派可能都不會看上軟骨病患者。正是果斷的革命措施——攻占議會大廈，才最終迫使米氏投降繳械。
七，學運——工運與農運——兵運
我在八九民運失敗后，曾在香港《爭鳴》雜志發表了一篇文章“學運——工運——兵運”，指出：這是推翻專制制度的革命必經之路，除非專制者主動改革和放權。現在，應當加上農運，而且，還應當強調一下農運。因為，中國農村近幾年的農民暴動，規模越來越大，幾千幾萬人的造反，已是司空見貫，這是農村矛盾激化的結果。我們民主革命派應當特別注意。
這次南斯拉夫革命，又一次證明了我的這個模式的基本正確性。南斯拉夫的革命，起于學生的罷課和工人的罷工。在攻占國會的同時，我在電視畫面上，看到他們使勁地在做武裝警察的工作——底下策反的工作可能更多。結果，首都警察倒戈，軍隊宣布中立，到此，米氏徹底沒戲了。
軍運，是必不可少的。軍隊起義固然是好的，但只要做好工作、使武裝力量保持中立，人民革命就會成功。
八，革命不是鼓吹出來的，是社會矛盾決定的
一九九八年初，我闖關回國。不巧被捕后，中共官方查出了我帶進國內的傳單。他們驚訝地說：“你在國內散發這個東西，老百姓看了，那還了得？會煽起革命和動亂的。”我對曰：“如果幾張傳單就能煽動起革命，說明這個政府毫無存在的價值。在美國，有好幾個共產黨，成天宣傳革命，推翻美國政府和資本主義制度，人們把他們看成半瘋。”的確，革命不是鼓吹出來的，沒有革命的客觀條件，怎么鼓吹革命，也是白費。就象一捆濕木材，怎么點，也燒不起來。反之，一片干柴，一個火星就可成燎原之勢。在革命條件已經形成的地方，你再跺著腳地阻止革命，也是沒用，革命該來就來。為什么？革命不主要是取決于人的主觀意志，而主要取決于客觀條件，就象那位南斯拉夫革命者十多年前所預言的，南斯拉夫會發生解體，這是由其內在的矛盾決定的。中國現在有沒有發生革命的條件？當然有，而且革命的條件逐步成熟。
有人問，經濟改革后，人馬生活不是提高許多么，怎么還會爆發革命？讓我們簡單舉一下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例子。在兩次革命前，俄國沙皇進行了經濟改革，與中共的當今改革比，可說是成功百倍。經過改革，俄國成了世界第一大農業出口國，從工業產值講，俄國也成了世界強國。這種表面上的經濟成就和百姓的生活改善，使原來改革前鼓吹革命的知識分子紛紛轉變了方向。他們甚至辦了一本雜志“路標”，開宗明義地說，形勢一片大好，路標應當轉向，他們要“告別革命”，他們號召知識分子應當與沙皇政府合作。論點與現在一批主張“告別革命”的中國書生們尤出一轍。他們誰也沒有料到，甚至連仍然堅持革命的列寧也沒有估計到，二月革命竟然突然爆發，而且迫使沙皇政權在半個月內土崩瓦解。革命的直接觸發非常簡單：由于運輸上出了點差錯，彼德格勒市場一天早上缺少了面包供應。人們不滿，開始鼓噪，上街鬧事。事件越演越烈，沙皇派其禁衛軍前往平息事件。但是，禁衛軍到了彼德格勒，被群眾包圍，他們聽了老百姓的訴說，覺得有理，不但沒有鎮壓，而且宣布與人民站在一起。形勢急轉直下，半個月內，俄國其它地區紛紛背叛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那些詛咒革命、要“告別革命”的知識分子們驚呆了，這是怎么回事？為什么改革這么成功，卻突然爆發了革命？他們進行了反思，發現：是人們的“清算心理”在起作用。什么是“清算心理”？它是怎么產生的？原來，俄國當時的經改，與中共今日的經改，有很多雷同之處。特權分子利用權力大發利市，老百姓心理很不平衡。盡管老百姓生活有了某種的改善，但人們有一種“清算心理”：他們要清算特權分子，要討回公道。“清算心理”的產生是很自然的。不用提那些大批下崗的職工，就說說普通薪水階層吧。改革前，我掙一百元，你特權分子掙二百元，是有差別，但尚可忍受；改革后，我掙的是多了一些，一月五百元，可你特權分子每月卻可掙五十萬元、五百萬元，而且只是一個批文、一個簽字，就財源廣進。老百姓的心理怎么能夠平衡？就是這種“清算心理”，或稱“算總帳心理”，或者說是“討回正義和公道”的心理，終于觸發了革命。二月革命后的“清算”并不徹底，人們的失望又導致了第二次“清算行動”——十月革命。
仔細研究一下古今中外的歷史，便可發現，革命往往不是在老百姓生活最苦的時候發生，而是在改革的帶動下生活水準向上攀升、但出現分配嚴重不均、社會嚴重不公、人們的原先預期與社會現實形成落差的時候發生。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也。而這，正是當今中國大陸的現狀。
如今，中共特權橫行，無官不貪，警匪一家，貧富懸殊，失業越來越多，民族矛盾激化，軍隊苛扣軍餉，共干變成惡霸，內地與沿海形成巨大反差，公、檢、法機關——這個原本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后防線的機關竟然成了制造不公正的黑色交易所，這一切，導致了老百姓心理的極端的不平衡。社會缺乏正義，人民渴望公義與公理，一種“清算”運動，正在醞釀。一句話，中國正處在革命的前夜。九，中共錯失并封殺改良的機會
預防革命的最佳途徑，就是成功的改良。不但經濟要改，政治要改，意識形態也要改，要全方位的改。改革了，社會的壓力就會減少，社會的矛盾就會消化，不會累積、激化到觸發革命的地步。
中共曾有過幾次絕佳的政治改革機會。一是七八、七九年西單民主墻時期，一是八九學運時期。可惜，這兩次機會都被中共自己殺掉了。
現在，中共是否還可能進行政治改革呢？
做為一個和平主義者，我真希望中共能夠良心發現，走上政治改革的道路。問題是，政治上中共怎么改？所謂政治改革，就是放權于民，就是三個開放：
一，開放選舉，還選舉權于人民；
二，開放言論，還言論自由于人民，允許人們自由辦報、辦電臺、辦雜志；
三，開放黨禁，還結社權于人民，使反對黨合法化。
因此，推翻政府、更換政府，是公民的天賦人權。革命，是公民的天賦人權，從專制者手中奪取政權，是公民的天賦人權。
五，改良是執政者才能做的，而革命卻是平民的武器
一提到革命就臉色發青而高喊“告別革命”的書生們，總是提倡改良，不知寫了多少文章詛咒革命、贊揚改良。我不是反對改良，也很希望改良。可是，我要問問那些詛咒革命、將改良絕對化的書生們：你們怎么改良？你們能進行什么改良？你怎樣將專制制度改成民主制度？你們手中沒有權，能改什么良？這是平民改良派的一個死結。改良是好，很好啊，我很贊成改良，但不要忘記，只有手中有權的當權者，才能進行改良，才能改革。極權專制社會里的所謂改良和改革，說來再簡單也不過了-----就是專政者主動放權，主動還政于民，這是改良的實質。比如經濟改革，就是共產黨放松了一點經濟控制權，給了老百姓一點發展私有經濟的權力。我們平民百姓怎么改良？怎么改革？我們本來就沒權，我們沒有使用權力來進行改良的能力！充其量，我們只能呼吁改良，呼吁誰？呼吁執政者，呼吁有權的人，呼吁他們放權，勸說他們放權，勸說他們還政于民。再積極一點，就是抗爭，向專制者爭權、要權。
問題出來了：專制者不聽呼吁怎么辦？不聽勸怎么？專制者不改良怎么辦？專制者不放權怎么辦？傻等？常跪不起而祈求專制者開恩？它不開恩又怎么辦？你祈求它都抓你、殺你，怎么辦？到此，詛咒革命而將改良絕對化的書生們，進入了死胡同。
我這個革命派，正確的稱呼應當叫兩手策略派。我呼吁改良，但不拘泥于改良。我希望專制者改良，但不奢望專制者改良。如果專制者不改，就行使革命的權利。此外，別無它擇。
應當這么說，老百姓實際能“主動操作”的，不是改良，而是革命。改良是有權者能主動做的，革命是無權者能主動做的。革命，我們能主動操作的很多，鼓動革命輿論，發展革命組織，滲透黨政軍各界，發動群眾示威，策動軍隊倒戈，等等，都是。有人最近總問我：“老王，你近來在干什么？”我可以坦率告訴大家，我在策劃革命，具體地策劃中國的民主革命，而且已有成效。
但是，有一條要講清楚：準備革命，不一定實行革命，可以引而不發，以此逼迫執政者改良，專制者改良了，也可放棄革命的進行，但，永遠不放棄革命的權利。革命，應當是一把永遠懸在專制者頭上的利劍，它改，就不砍下去；不改，則毫不猶豫，必砍無疑，是專制者迫使我們不得不行使革命的權利。
六，放棄革命的權利，等于放棄了一切
不錯，我們應當爭取的公民權利、公民自由有很多很多——言論的自由、結社的自由、游行示威的權利、練功的權利、私有財產保障的權利、免于恐懼的權利……，可列出一百條，兩百條。
對詛咒革命、將改良絕對化的書生們來說，又一個死結的問題產生了：你爭取這些權利，很對。但是，獨裁者不給，怎么辦？
這時，只有一個權利可以行使，那就是爭取權利的權利。爭取權利的權利，就是革命的權利。放棄了這個權利，等于放棄了一切權利，因為，你放棄了爭取權利的權利，就等于給自己臉上貼上了一個標語：當那些普通的公民權利——如言論自由的權利——爭取不到的時候，只有坐以待斃。獨裁者看到這個標語，還愿意放權嗎？
回到南斯拉夫革命的例子。米洛舍維奇不承認選舉失敗，假如南斯拉夫人民不發動革命推翻它，而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地等待第二輪投票；第二輪投票又被米氏做了票，還是“和平、理性、非暴力”，頂多來個“靜坐示威”，他會怕你的示威？他會可憐你？恩賜你？別說米氏不會理會你的和平示威，連軍中、警察中的民主派可能都不會看上軟骨病患者。正是果斷的革命措施——攻占議會大廈，才最終迫使米氏投降繳械。
七，學運——工運與農運——兵運
我在八九民運失敗后，曾在香港《爭鳴》雜志發表了一篇文章“學運——工運——兵運”，指出：這是推翻專制制度的革命必經之路，除非專制者主動改革和放權。現在，應當加上農運，而且，還應當強調一下農運。因為，中國農村近幾年的農民暴動，規模越來越大，幾千幾萬人的造反，已是司空見貫，這是農村矛盾激化的結果。我們民主革命派應當特別注意。
這次南斯拉夫革命，又一次證明了我的這個模式的基本正確性。南斯拉夫的革命，起于學生的罷課和工人的罷工。在攻占國會的同時，我在電視畫面上，看到他們使勁地在做武裝警察的工作——底下策反的工作可能更多。結果，首都警察倒戈，軍隊宣布中立，到此，米氏徹底沒戲了。
軍運，是必不可少的。軍隊起義固然是好的，但只要做好工作、使武裝力量保持中立，人民革命就會成功。
八，革命不是鼓吹出來的，是社會矛盾決定的
一九九八年初，我闖關回國。不巧被捕后，中共官方查出了我帶進國內的傳單。他們驚訝地說：“你在國內散發這個東西，老百姓看了，那還了得？會煽起革命和動亂的。”我對曰：“如果幾張傳單就能煽動起革命，說明這個政府毫無存在的價值。在美國，有好幾個共產黨，成天宣傳革命，推翻美國政府和資本主義制度，人們把他們看成半瘋。”的確，革命不是鼓吹出來的，沒有革命的客觀條件，怎么鼓吹革命，也是白費。就象一捆濕木材，怎么點，也燒不起來。反之，一片干柴，一個火星就可成燎原之勢。在革命條件已經形成的地方，你再跺著腳地阻止革命，也是沒用，革命該來就來。為什么？革命不主要是取決于人的主觀意志，而主要取決于客觀條件，就象那位南斯拉夫革命者十多年前所預言的，南斯拉夫會發生解體，這是由其內在的矛盾決定的。中國現在有沒有發生革命的條件？當然有，而且革命的條件逐步成熟。
有人問，經濟改革后，人馬生活不是提高許多么，怎么還會爆發革命？讓我們簡單舉一下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例子。在兩次革命前，俄國沙皇進行了經濟改革，與中共的當今改革比，可說是成功百倍。經過改革，俄國成了世界第一大農業出口國，從工業產值講，俄國也成了世界強國。這種表面上的經濟成就和百姓的生活改善，使原來改革前鼓吹革命的知識分子紛紛轉變了方向。他們甚至辦了一本雜志“路標”，開宗明義地說，形勢一片大好，路標應當轉向，他們要“告別革命”，他們號召知識分子應當與沙皇政府合作。論點與現在一批主張“告別革命”的中國書生們尤出一轍。他們誰也沒有料到，甚至連仍然堅持革命的列寧也沒有估計到，二月革命竟然突然爆發，而且迫使沙皇政權在半個月內土崩瓦解。革命的直接觸發非常簡單：由于運輸上出了點差錯，彼德格勒市場一天早上缺少了面包供應。人們不滿，開始鼓噪，上街鬧事。事件越演越烈，沙皇派其禁衛軍前往平息事件。但是，禁衛軍到了彼德格勒，被群眾包圍，他們聽了老百姓的訴說，覺得有理，不但沒有鎮壓，而且宣布與人民站在一起。形勢急轉直下，半個月內，俄國其它地區紛紛背叛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那些詛咒革命、要“告別革命”的知識分子們驚呆了，這是怎么回事？為什么改革這么成功，卻突然爆發了革命？他們進行了反思，發現：是人們的“清算心理”在起作用。什么是“清算心理”？它是怎么產生的？原來，俄國當時的經改，與中共今日的經改，有很多雷同之處。特權分子利用權力大發利市，老百姓心理很不平衡。盡管老百姓生活有了某種的改善，但人們有一種“清算心理”：他們要清算特權分子，要討回公道。“清算心理”的產生是很自然的。不用提那些大批下崗的職工，就說說普通薪水階層吧。改革前，我掙一百元，你特權分子掙二百元，是有差別，但尚可忍受；改革后，我掙的是多了一些，一月五百元，可你特權分子每月卻可掙五十萬元、五百萬元，而且只是一個批文、一個簽字，就財源廣進。老百姓的心理怎么能夠平衡？就是這種“清算心理”，或稱“算總帳心理”，或者說是“討回正義和公道”的心理，終于觸發了革命。二月革命后的“清算”并不徹底，人們的失望又導致了第二次“清算行動”——十月革命。
仔細研究一下古今中外的歷史，便可發現，革命往往不是在老百姓生活最苦的時候發生，而是在改革的帶動下生活水準向上攀升、但出現分配嚴重不均、社會嚴重不公、人們的原先預期與社會現實形成落差的時候發生。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也。而這，正是當今中國大陸的現狀。
如今，中共特權橫行，無官不貪，警匪一家，貧富懸殊，失業越來越多，民族矛盾激化，軍隊苛扣軍餉，共干變成惡霸，內地與沿海形成巨大反差，公、檢、法機關——這個原本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后防線的機關竟然成了制造不公正的黑色交易所，這一切，導致了老百姓心理的極端的不平衡。社會缺乏正義，人民渴望公義與公理，一種“清算”運動，正在醞釀。一句話，中國正處在革命的前夜。九，中共錯失并封殺改良的機會
預防革命的最佳途徑，就是成功的改良。不但經濟要改，政治要改，意識形態也要改，要全方位的改。改革了，社會的壓力就會減少，社會的矛盾就會消化，不會累積、激化到觸發革命的地步。
中共曾有過幾次絕佳的政治改革機會。一是七八、七九年西單民主墻時期，一是八九學運時期。可惜，這兩次機會都被中共自己殺掉了。
現在，中共是否還可能進行政治改革呢？
做為一個和平主義者，我真希望中共能夠良心發現，走上政治改革的道路。問題是，政治上中共怎么改？所謂政治改革，就是放權于民，就是三個開放：
一，開放選舉，還選舉權于人民；
二，開放言論，還言論自由于人民，允許人們自由辦報、辦電臺、辦雜志；
三，開放黨禁，還結社權于人民，使反對黨合法化。
形勢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我敢保證，任何一個方面的開放，中共都會迅速失去政權，它會干嗎？尤其應當指出，中共連南斯拉夫共產黨還不如，目前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犯罪團伙。它十分恐懼，恐懼下了臺后面臨的清算。因此，中共已經走到即使想進行政改、都不敢政改的地步。何況，中共江澤民等最近還在信誓旦旦：絕不搞“資產階級”議會那一套，絕不搞政治改革。中共已經把改革之途再次封死。
改改不行，唯有革命。社會的前進是阻擋不住的。
十，革命就是節日
雨果說，革命就是節日。當南斯拉夫革命派攻占了國會大廈和電視臺的時候，我看到人民在大街上載歌載舞，象過節一樣。我當時心想，中國早晚也會有那么一天。
習慣上，一提革命，人們就會想到血腥的共產革命。時代不同了，革命的形式也隨時代發生了改變。不錯，革命是自下而上發動群眾、推翻專制的大規模運動，但它在現代化的條件下，卻顯得特別具有節日的歡快性。菲律賓是這樣，印尼是這樣，南斯拉夫也是這樣。書生們，不要怕，革命不見得血腥，反之，跪著祈求專制者改良，反而會導致血腥的后果，六四鎮壓，就是明證。南斯拉夫革命死的人多，還是六四“改良”死的人多？印尼革命死的人多，還是六四“改良”死的人多？改良的損失一定會小？革命的損失一定會大？此論休矣。
還有什么“以暴易暴”論，這種因果絕對論，至今還在象金箍咒一樣，箍在某些書生的頭上，談“暴”必痛。古有美國的暴力革命，今有羅馬尼亞的武裝起義，還有菲律賓的飛機轟炸總統府，哪個導致了專制？哪個驗證了“以暴易暴”？印尼的革命，南斯拉夫的革命，都有少許暴力的場面，革命人民建立的，一定就是專制？此論也可見鬼去也。
還請記住：革命的手段不一定導致專制，同樣，民主的手段也不一定導致民主。米洛舍維奇是怎樣上臺的？是選票。菲律賓的大獨裁者馬可士是怎樣上臺的？也是民主選舉。更絕的是，世界上最恐怖的惡魔之一——希特勒，同樣是民主選票把他送上了權力寶座。因此，迷信“一定要用民主的手段爭取民主”的絕對因果論者，也要小心一點才是。十一，該出手時未出手——八九民運最慘痛的教訓
我至今都在驚訝：談到八九民運為什么失敗時，一幫人整天在那里揪住雞毛蒜皮的小事辯來辯去，什么不應當絕食，什么應當早點撤退廣場，什么不應當矛頭對準鄧小平，等等等等；辯來辯去，好象都在為鎮壓者解套，好象成了鎮壓有理、絕食有錯！荒唐啊，荒唐！可憐啊，可憐！
八九民運的真正教訓是什么？是主流民運沒有認識到“推翻政府乃天賦人權”，是主流民運沒有認識到“奪權乃天賦人權”，是主流民運沒有認識到“革命乃天賦人權”，是主流民運沒有認識到“放棄了革命的權力就等于放棄了一切”。以至當革命的形勢到來時，“該出手時未出手”，錯失了良機。思想上沒有推倒柏林墻，真正的柏林墻就不可能被推倒！一個六四后跑出來、在中共政府里面工作的干部對我親口說，六四屠殺前，確有手握軍權的軍官——他的同學，找他商議兵變的可能，但他竟然勸阻了那兩位軍人。談起此事，他至今捶胸頓足，后悔不已。
孫中山說，知難行易。認知了“推翻政府乃天賦人權”的道理，才能在行動上去推翻一個暴虐的政府。沒有民主革命的理論，就沒有民主革命的行動。祛除革命的恐懼比發動革命要困難千倍百倍。中國的知識分子，沒有治愈政治上的軟骨病，就沒有資格談論中國的民主革命，更惶論領導中國的民主革命。
下一次民運高潮到來時，不失時機地指導群眾發動革命，該出手時就出手，攻占政府機關，攻占電臺、電視臺，推倒中共貪污、腐敗、殘暴的專制，及時宣布地方或中央臨時民主政權的建立，我想，這才是對六四在天之靈的真正告慰，才是對子孫萬代負責的大德表現。(二零零零年十月七日）
https://www.evernote.com/shard/s494/sh/24475698-6421-413a-8881-e718dc3e80b3/dab4c478b8f8f78e9839d0eadcb072c5
改改不行，唯有革命。社會的前進是阻擋不住的。
十，革命就是節日
雨果說，革命就是節日。當南斯拉夫革命派攻占了國會大廈和電視臺的時候，我看到人民在大街上載歌載舞，象過節一樣。我當時心想，中國早晚也會有那么一天。
習慣上，一提革命，人們就會想到血腥的共產革命。時代不同了，革命的形式也隨時代發生了改變。不錯，革命是自下而上發動群眾、推翻專制的大規模運動，但它在現代化的條件下，卻顯得特別具有節日的歡快性。菲律賓是這樣，印尼是這樣，南斯拉夫也是這樣。書生們，不要怕，革命不見得血腥，反之，跪著祈求專制者改良，反而會導致血腥的后果，六四鎮壓，就是明證。南斯拉夫革命死的人多，還是六四“改良”死的人多？印尼革命死的人多，還是六四“改良”死的人多？改良的損失一定會小？革命的損失一定會大？此論休矣。
還有什么“以暴易暴”論，這種因果絕對論，至今還在象金箍咒一樣，箍在某些書生的頭上，談“暴”必痛。古有美國的暴力革命，今有羅馬尼亞的武裝起義，還有菲律賓的飛機轟炸總統府，哪個導致了專制？哪個驗證了“以暴易暴”？印尼的革命，南斯拉夫的革命，都有少許暴力的場面，革命人民建立的，一定就是專制？此論也可見鬼去也。
還請記住：革命的手段不一定導致專制，同樣，民主的手段也不一定導致民主。米洛舍維奇是怎樣上臺的？是選票。菲律賓的大獨裁者馬可士是怎樣上臺的？也是民主選舉。更絕的是，世界上最恐怖的惡魔之一——希特勒，同樣是民主選票把他送上了權力寶座。因此，迷信“一定要用民主的手段爭取民主”的絕對因果論者，也要小心一點才是。十一，該出手時未出手——八九民運最慘痛的教訓
我至今都在驚訝：談到八九民運為什么失敗時，一幫人整天在那里揪住雞毛蒜皮的小事辯來辯去，什么不應當絕食，什么應當早點撤退廣場，什么不應當矛頭對準鄧小平，等等等等；辯來辯去，好象都在為鎮壓者解套，好象成了鎮壓有理、絕食有錯！荒唐啊，荒唐！可憐啊，可憐！
八九民運的真正教訓是什么？是主流民運沒有認識到“推翻政府乃天賦人權”，是主流民運沒有認識到“奪權乃天賦人權”，是主流民運沒有認識到“革命乃天賦人權”，是主流民運沒有認識到“放棄了革命的權力就等于放棄了一切”。以至當革命的形勢到來時，“該出手時未出手”，錯失了良機。思想上沒有推倒柏林墻，真正的柏林墻就不可能被推倒！一個六四后跑出來、在中共政府里面工作的干部對我親口說，六四屠殺前，確有手握軍權的軍官——他的同學，找他商議兵變的可能，但他竟然勸阻了那兩位軍人。談起此事，他至今捶胸頓足，后悔不已。
孫中山說，知難行易。認知了“推翻政府乃天賦人權”的道理，才能在行動上去推翻一個暴虐的政府。沒有民主革命的理論，就沒有民主革命的行動。祛除革命的恐懼比發動革命要困難千倍百倍。中國的知識分子，沒有治愈政治上的軟骨病，就沒有資格談論中國的民主革命，更惶論領導中國的民主革命。
下一次民運高潮到來時，不失時機地指導群眾發動革命，該出手時就出手，攻占政府機關，攻占電臺、電視臺，推倒中共貪污、腐敗、殘暴的專制，及時宣布地方或中央臨時民主政權的建立，我想，這才是對六四在天之靈的真正告慰，才是對子孫萬代負責的大德表現。(二零零零年十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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