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刺袁氏既未得手，良弼遂成为北方党人的第一眼中钉。这里得说说良 弼，他幼年在成都生长(跟彭家珍还算半个老乡呢)，乃清宗室多尔衮之后，曾留日学习军政，有才气，有大志，自负韬略，被看成旗人中“崭新的军事人才”，并 参与清末振武图强的系列活动，如改军制、练新军、立军学等。他或许算是满清最后一个有肝胆的干将。

除掉良弼，可以破宗社党，进而逼清帝退位，这是同盟会刺杀他的显见理由。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呢?或者说，为什么是彭家珍呢?

当然有。一是“为友人复仇说”。同盟会员韩锋撰文称，彭家珍刺良弼是 为私交莫逆的吴禄贞报仇。吴曾任陆军第六镇统制，也是革命党人，后任山西巡抚，于任上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一说为黎元洪主使)。但彭家珍当时以为是良弼所 为，故愤然行刺。韩锋其时与彭家珍有交往，彭、吴二人也确实交情匪浅，“为吴报仇而行刺”的说法，也许并非无根之谈。

二是“袁世凯借刀杀人说”。同盟会员李华英 撰文称，袁世凯遇刺后，曾通过袁克定告诉李石曾，御前会议时满清亲贵惟良弼之言是听，袁世凯虽是内阁总理，也没有发言权。言下之意，良弼不除，共和难求。 李石曾转告京津同盟会，于是众人决定刺杀良弼，而彭家珍决然自任。(此说也有可信成分。袁氏在良弼遇刺后第二日，1月27日，即安排段祺瑞等40余将领联 电清廷，主张共和，那是相当的胸有成竹。良弼遇刺的最大受益者，正是袁氏。)

此外，彭家珍的刚烈性格及个人英雄主义也是重要因素。行刺前他给同志 写的《遗赵铁桥黄以镛书》，用极血性的文字自比荆轲、聂政及博浪投椎之张良，可见其对古之侠者、刺客的向往。而在另一篇《绝命书》中，他又说自己早先在东 三省即“欲尽个人主义去赵尔巽，不过对四川一省起见，义稍狭隘，竟未实行”。又说：“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得辱，不如死得荣”。 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气味真是透纸而出。

其实，导致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缘由，往往是多元而非单一的，以上诸说，也许都可纳入刺杀良弼的“多元缘由”中去。

刺杀良弼：接近真相的一种叙述

关于彭家珍行刺良弼的全过程，坊间有太多版本，仅笔者眼见的就有黄以 镛、陈宪民、韩锋、李华英、税西恒、陈春生、常顺、李炳之的多种记述，还没算姚锡光、冯自由、汪精卫等多人为其撰写的传略，以及当时报章五花八门的报道。 究竟什么是历史真相?彭家珍不可能在我们眼前复活，再去杀良弼一次，良弼也不可能复活，再让彭家珍杀一次。历史真相不能绝对重现，历史学者只好凝视众多材 料，然后讲出自己看到的东西。

而在我眼里，彭家珍刺杀良弼的前后如下：

刺良前，彭家珍曾打算炸资政院各王公，把他们一锅端了!可找到入场券时该院已散会，结果没炸成。于是改为“只杀一个就是好”——刺良。

确定刺良后，彭家珍遇到了不少问题。

首先他不认识良弼。不认识怎么炸啊?炸错了怎么办?于是他辗转与良弼的朋友罗春田、哈满章等人搭上关系，并一起赌博。局间，见壁上悬挂满清诸权贵之相片，他假作不经意地问出良弼的相片，随后找机会偷偷取走，回家看个饱。

其次，如何接近良弼?彭家珍发现，良弼的亲信弟子、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与自己外表相似，可以假扮他去见良弼。于是在津沽印了一匣崇恭的名片，又购清军上等官服装全套，归来后穿戴上，顾影自豪，更问同人：“公等看我，如古代之大侠否?”

第三，采取何种方法?与暗杀团成员反复讨论后，彭家珍提出，街头狙击的办法并不好，那样投弹准确性差，且敌人易逃脱和反击。因此，最好采取堵上门或直接将敌人暗杀在室内的方法。

第四，找谁做助手?本来彭家珍想找同盟会员王崇义、段子均相助。王崇 义膂力很好，又沉着，可惜不久前在屋内摆弄炸弹，不慎走火，当场被炸伤右眼和右手，现正在医院里躺着。而段子均又密往他处，调查起义地点。两人均无法与彭 家珍同去。在太史公的《刺客列传》也有类似状况——荆轲刺秦前就在等一位剑客助手，老没来，太子丹又催，他只好跟软蛋秦舞阳同去。彭家珍出发前，心里一定 揣着易水萧萧，白衣胜雪的画面。

第五，如果被捕，怎么说?当时，彭家珍等同志有约定，一旦事未成而被捕，落在袁世凯手中，即称良弼所遣;落在良弼手中，则说是袁世凯所派。总之要把烂番茄往对手脑壳上扣。

问题基本解决，现在要看的就是运气了。

1月26日(腊月初八)晚，彭家珍穿好清军官服，取出炸弹藏于外套，手枪插在腰间，离开住地，先驱车去金台旅馆，操北方口音，以崇恭身份要伙计 安排房间。随后坐旅馆马车 出门，至红罗厂良弼宅第，看门人告之：“大人尚在陆军部”，彭询：“是否铁狮子胡同”?看门人说：“地球人都知道，还用问?”彭转而准备去陆军部，车刚到 胡同口，对面来一马车，车中人面目颇似良弼，彭遂停车等候。良弼车至，彭家珍投刺进谒。良弼接过片子，看来人似乎不是崇恭，正讶异间，彭掏出怀中炸弹猛 掷，巨声如惊雷破柱，良弼左腿肉飞骨断，血流遍体，彭头部被弹片击中，当场死亡。

数日后，良弼伤重不治。临死前，他对妻子和女儿说：“炸我者，独不杀老萨与荫昌?聆其音确是川人，真是奇男子!我本军人，死不足惜，其如宗社从兹灭亡何?”良弼的哀叹很快成为现实。他死后宗社党尽皆胆寒，无人再敢出头担当。2 月12日，隆裕太后携还是稚子的清帝退位。中国2000余年的王朝时代就此结束，理论上不再隶属于任何天子，而是全体民众。从1911年10月10日的武 昌起义，到这一天，只用了83天。这样迅速的胜利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胜利中也罕有其匹。而最后刺客彭家珍的炸弹，对此亦有贡献。用孙中山的话说则是： “我老彭收功弹丸”。

1912年2月22日，民国政府以“临时大总统令”追赠彭家珍为“陆军大将军”，和他同获此荣誉的还有邹容、喻培伦(谢奉琦为左将军)。“彭大将军”上位后，无数的挽联诗文龙卷风样扑来，其中吴修龄那幅我最爱：“个人肯为同胞死，一弹可当百万师”。

谁也不是无辜的！
作者：姜野飞
谁也不是无辜的！——毒豺社会谁也不是无辜的，谁都必须付代价，而且不得不付代价！
最大的恶当然是毒豺集团，这大家都清楚。
最大的恶虽然是毒豺集团，但毒豺社会谁也不是无辜的！——毒豺之所以存在，我们每个人都有推卸不了的责任！
被毒豺欺压奴役宰杀了，叫冤叫屈叫呼吁，谴责声讨毒豺集团，发出声音这很对。但别忘了自己也有一部分推卸不了的责任。
每个人都有责任，即使你没直接维护毒豺；
对邪恶的沉默就是容忍邪恶，道义上等同于邪恶的帮凶。
人类社会诞生到现在有多少万年了不清楚，但清楚的是：毒豺一直是人类最大的毒瘤，伴随人类一直到现在，毒豺绝不会自然而然的自己灭亡。地球上一些地方清除了毒豺这毒瘤，是人类社会奋斗万亿年、直到近代才取得的最伟大成果。
天上不会掉馅饼，自由不是免费的。作为毒豺社会的一员，都必须付代价毒豺才可能被消灭。
每个人都必须付代价：不管是主动去反抗毒豺而付代价，还是受压迫受奴役而付代价，还是被动的被卷入一些事件中而付代价，还是承受莫名其妙的损失甚至丢命而付代价——总之，每个人必须付代价，而且不得不付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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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盘古乐队歌曲为本文添音：
《总有一种愚昧让我们泪流满面》——盘古乐队
总有一种愚昧让我们泪流满面
总有一种愚昧让我们刻骨铭心
总有一种愚昧让我们怒火中烧
总有一种愚昧让我们杀气冲天
总有一种愚昧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极端 野蛮残忍
这种愚昧来自于你
来自于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因为有你 才有愚昧
因为愚昧 才是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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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世界至理名言的中文最准确翻译，来为本文增辉：
美国开国元勋、总统、《独立宣言》起草人、民主共和党创始人： Thomas Jefferson托马斯•杰斐逊
Timid men prefer the calm of despotism tothe boisterous sea of liberty. ———懦夫宁要砖制之下的肃静，不要自由之上的喧嚣。
The tree of liberty must be refreshedfrom time to time with the blood of patriots and tyrants. It is it’s natural manure.———自由之花必须用鲜血不停的浇灌，鲜血是自由之树的天然肥料。
注意“必须”“用鲜血”“不停的” 这3点，以前的所有翻译都没准确表达出来，这是有意去掉本质性的内涵，从而误导人。
from time to time，翻译成“时常”没表达原意，这里“不停的”合适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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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理名言说明：很多人以为民主建立了就万事大吉了，就没有流血和生命的代价了，就进入桃花园了——这也太幼稚搞笑了！
自由之花鲜艳无比，但又非常娇稚，而且必须经常“喝血”才能够维持娇稚鲜艳：不管是好人的血还是坏人的血，反正必须要“喝血”！
民主自由的争取、民主自由的维护，都“必须”“用鲜血”“不停的”去浇灌，这就是原文的含义——理解了这点，你就知道优越安全富裕环境生长起来的美国人，为什么历代都勇敢善战敢于牺牲！
上述美国总统名言，是理解美国人和美国社会的一个基础。如果不理解，还以为美国佬是些腐朽没落贪图享受的温室花朵，或者优越安全富裕环境中的一群废物。
在美国，不管你是哪国人还是美国本地美国人，看到的美国佬平时都彬彬有礼，但你如果侵犯了他、或者你做坏事被他看见，那你就知道美国佬的厉害了：轻的被排挤被骂，中的被打，重的小心你脑袋被爆头。——所以美国佬平时对谁都彬彬有礼，他也怕别人爆他的头。

再论个体反抗与非暴力反抗的区别
作者：魏強
作为一种和平主义的非暴力反抗曾对印度独立、美国人权运动以及南非的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等社会变革起到了至关重要并且成效斐然的益处，这一阶段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成为了最受人们期许的抗争方式，以致在中国也成为了反对派们的共识之一。然而对非暴力反抗的理解和运用却是各不相同，是需要结合实际的。面对本土化了的挑战，我们必需要对非暴力反抗进行正确有效的利用，才能将这种方式方法的价值体现出来。

下面这个例子就特别能说明我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一次推友聚会中，主持人邀请大家各抒己见谈论自己推动中国民主化变革的方式方法，其中一位经济学博士的发言令所有人都印象深刻——这位博士说自己准备进行不合作反抗，具体计划是准备在深山老林里找一处草堂，然后过一种自给自足的简单生活，以此反抗中共的政治、经济活动。虽然这位博士的决心获得了大家的倾佩，然而这种“雄心勃勃”的抗争计划却又有些让大家有些不知所从——这个计划甚至让人们产生了如下怀疑——这种在古代中国就盛行的隐居避世，是如何脱胎换骨以至于在今天变成为一种非暴力抗争的呢？

其实，上面的例子也并不特殊，甚至在当前中国随处可见。这种奇怪的反抗意识似乎是在宣讲着：人们即使是对着糟糕的天气皱一下眉头也就可以被归入一种非暴力反抗中去……基于这种现象，笔者不禁怀疑：做为一种革命方式非暴力反抗是否在现在中国的后极权、后抗争时代发生了变异，非暴力反抗似乎是否正在演化成一些人拉大旗做虎皮的消极意识流。

与非暴力抗争关系密切的和平主义又称非战主义（Pacifism），是反对战争或暴力的一切形式，追求和平和非暴力的反抗方式，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近代的和平主义起源自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后的英国基督教信仰，支持和平主义的人称为和平主义者（Pacifist），圣雄甘地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后来甘地在伦敦学习期间，他除了转变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以外，最重要的当属他有意识的选择了非暴力的反抗理念，这当然也是受到了“和平主义”的启发，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和平主义就是非暴力主义。和平主义从一开始就贯穿了一种基督教的救赎精神。再到后来甘地从印度教中获取精神支持进行非暴力反抗其中难免贯穿着巨大的宗教的精神力量和人数优势。另外，美国的人权运动和南非的反抗种族隔离更是通过人群结构升华了这一群体性精神的聚合力。

而在当下中国，能将非暴力抗争精神聚合起来的力量似乎不多，也许当下最能满足出这一需求的只能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理解能力和参与度的“理中客”了，然而这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象征性的表演欲望，并不能从基础上确立起非暴力的反抗模式。现在，以至于各类型的“理中客”都在无意识的通过对个人实施训教来确立一种本不该存在的平台。而这种“虚假希望”、“虚假平台”却使原来作为一种革命方式的非暴力抗争价值遭到了异化。使中国社会上现有的，脱离了实际效应的非暴力抗争逐渐演变成另一种类型的平庸的恶，使数量庞大的既得利益者、小产业者以及劳苦大众正在逐渐丧失自己本该独立的判断力和自觉力。

汉娜阿伦特在《论暴力》一文中提出了暴力和权力的本质不同，虽然真正的政治行动的目标不是暴力，但是自由权力却不能没有。自由、权力是一种自觉力，是一种积极的依赖个人张力的社会联系，而那些建立在“理中客”的道德判断上的集体主义观念，却使得个人的自觉性和人格张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遏制。他们对那些刚放下了汽油桶准备一换一的激愤群众施教什么非暴力不合作理论，这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劝说行动者放弃自立的意志和个人价值的完整性，而这无疑是自负至极、可悲至极。因此我认为一些所谓的“理中客”只是假以非暴力抗争理论作为托词，而实际上却只是行维稳之实。

——任何前提下的个体反抗都应当保持充足的自主性，非暴力理念无权对个体行为和意愿进行评论和干涉，不应该对公民个体的抗争行为统一思想。因此当前社会不应存在非暴力抗争的指导施教行为——只有当个人的反抗意志回归到了集体生活之后，才有非暴力不合作的话语空间。那些在潜移默化中迫使访民放弃原有的血酬报偿方式，对访民、西藏僧侣进行所谓的思想改造的哪一些维权流，其实毫无用处，他们其实是在通过瓦解别人的独立意志获得存在感，为自己的观念剥取一种虚假的胜利心态和幻觉。

如果说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那就绝对离不开这种集体无意识和集体主义方法论的普遍存在，他们对当前一些小型的局部的反抗活动强调非暴力理念是可笑的。如此这般，在这个自负的不纯粹的后抗争时代，有组织不如没组织，有领袖不如没领袖，否则一种矫揉造作荒诞不经的整体意识难免会将源于个人反抗的意志组织成为一种懒惰平庸的集体无意识，反倒会对作为完整的个人的自然反抗起到维稳作用。

前面说到藏教徒自焚行为，我举双手的表示认可！这其实也和认可与否无关，只是基于我对独立的自觉地革命者的尊重，尊重反抗者的独立性和个人选择。那些抱着同情心和爱护心说劝说藏人放弃这种抗争形式的自负者是没有思想的，他们是没有资格同情自焚者的，是辱没了他们的。当然那些报以惋惜的态度的人我可以理解，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认识到了更好更有效的抗争方式，但是于此于时于死者于生者我们依然只是卑微的旁观者，并羞于承认。其实那些张狂的自负的责怪藏人不理性温和的假把式无疑只会是犬儒主义者的装逼行为亦或是可耻可笑的平庸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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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引陈礼铭先生的一段文章为本文划上句号——“作為人道主義者，我們當然不提倡無原則的暴力。然而人類社會的現實是︰能夠消除暴力的往往還是暴力。美國獨立戰爭是如此，中國辛亥革命也是如此。張伯倫的綏靖未能阻止納粹德國的擴張，汪精衛的媾和也未曾讓日本皇軍撤回東洋。每每看到西方反戰人士打出“War is not the answer”的旗號，總是感到這些人實在天真得可愛。戰爭當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是它的確解決了德國法西斯問題，解決了大日本帝國問題，解決了金日成吞並南韓的問題，也解決了侯賽因侵略科威特的問題。和平主義人士如果還願意思考的話，倒是可以想想有哪些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没有行动的信仰是死的信仰。——盘古乐队当年贴在电吉他上的托洛茨基的名言。

“以自由对待暴政”
林贤治
当人民普遍地遭受压迫和不公的待遇时，必然寻找摆脱的机会。但是，在拉博埃西看来，事情未必尽然，相反有可能甘愿屈从于暴政的统治。

他认为，每一个暴政都是建立在民众的普遍接受之上，甚至最暴虐的政府，也是基于公众的普遍支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为什么人民会自愿服从这样一个政府？为什么一旦成为“臣民”，就会如此迅速地完全忘记了自由，以至无法再度激起对自由的渴望？他认为，这是对奴役的习惯所致，而且，愈是专制的国家，这种习惯势力的影响愈是强大。当人民对自由的自然冲动终于为习惯的力量所遏制，甚至连自由的影子都没有见过，根本不知道它的时候，是不可能觉察到他们在自己的奴役状态中始终忍受的邪恶的。
人民的忍耐，肯定获得来自政府方面的鼓励。像赌博，喜剧和滑稽剧，“肥皂剧”，一些壮观场面如奥运会，甚至残酷的角斗，奖牌，特别是国家或国际大奖如诺贝尔奖等等，都会使人民沉迷于眼前的消遣、快乐和虚妄的庆幸之中，变成他们接受奴役的诱饵和鸦片。官方意识形态具有强制性，也有腐蚀性，它极力美化统治者，宣扬统治的合理性，是暴政的重要工具。此外，可以看到，用物质利益贿赂人心，这种“面包加马戏”的手段在历代统治者那里总是屡试不爽。
显然，作为一名自由人要比作为一名奴隶要困难得多。正如历史家乔治·勒费弗尔说的，自由本质上要求一种充满勇气的生活，甚至是英雄主义的生活；这种要求，足以解释人们何以逃避自由和弃绝自由。
既然所有统治都建立在屈服的民众的同意之上，那么，推翻它根本无须承受什么风险，一个显而易见的手段，就是由民众收回他们的同意，只要“简单地不服从”，暴君就会变得“一无所有”。这是拉博埃西《论自愿的奴役》一书的基本观点。这种非暴力抵抗的理论，不失为消极自由中的积极自由，但是无论如何太天真了一点。
广大民众如何可能做到统一的不服从呢？而暴虐的统治者，又如何可能和平地接受普遍的叛逆呢？
于是，在专制政体之下，革命成了自由得以实现的惟一理由。阿伦特称为“最古老的理由”，乃因自由存在已久，暴政存在已久。
洛克指出：只要暴政存在，特别在人民遇到政府人事变迁、弊政暴露和机缘凑巧的情况下，革命不会迟迟不出现。他还特别指出，革命不是在稍有失政时发生的，人民只有当政府“一连串的滥用权力、渎职行为和欺骗手段等”才会奋身而起。
然而，大批政治家和学者坚持认为，人民的素质低劣，一哄而起只能引起混乱，过犹不及；倒不如政府不管原先如何败坏，自身进行“改革”，总可以期待它变成“好政府”。自洛克以来几百年间，这样的论调反复出现而为大家所熟知。实际上，革命才是人民获得自由的最好的训练方法。麦考利在一部革命家的传记中这样写道：“我们时代的很多政治家习惯于武断地宣称一个被认为不言而喻的论点，即无人应该获得自由，除非人们已经准备好了正确行使他们的自由权。这一行为准则对那个老故事中决意在学会游泳之前不下水的蠢汉是有价值的。如果人们等待自由需要一直等到他们在奴役下变得博学和优秀，那么他们可能真的要永远等待下去。”
那么，是在岸上等待，还是决心“下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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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顿曾经公正地指出各种自由来源于革命的成果，其中包括：城镇的各种自由和代议制，教会与国家之间的斗争，日尔曼的政体形态和基督教教义，古罗马政体形态和古希腊哲学的复兴、犹太文化的兴盛，等等。
没有别的选择，行动就是一切。
“自由，那带着巨人声音的夜莺，惊醒了大多数沉睡者……”伯尔纳写道，“除了为争取或反对自由而战，还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们关注？那些不可能热爱人类的人，可能仍然是大人物，例如专制君主。但是，一般人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如果关注自由，又怎么可能对革命无动于衷？

摘自《革命寻思录》

isis安全上網手冊
主題：看看別人、想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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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每日電訊報》報導稱，研究人員發現 ISIS 製作了一份長達 34 頁的網路安全行為手冊，這顯示出該極端組織精通網路技術。
西點軍校的反恐中心（Combating Terrorism Centre）翻譯了這本手冊，並且將譯稿交予《wired》雜誌。在手冊中， ISIS 詳細介紹了網路使用方法，其中涉及社群媒體、Tor等加密網路瀏覽器和安全郵箱。
ISIS 網路安全手冊下載處：
http://www.wired.com/wp-content/uploads/2015/11/ISIS-OPSEC-Guide.pdf
摘要：
智慧型手機：
使用 CryptoPhone、BlackPhone
加密網路：
使用 VPN服務、Tor、 Onion、Aviator、Opera Mini
加密程式：
TrueCrypt、VeraCrypt、Windows BitLocker、CryptoSSD
安全郵件：
Hushmail、ProtonMail、Tutanota
對外社群媒體：
Twitter (啟用雙重加密並確保不被標記 GPS位址)
對內聊天程式：
Threema、Telegram、SureSpot、Wickr、Cryptocat、 IO SwissCom、 PQChat、Sicher、iMessage
加密 VoIP：
Linphone、IO SwissCom、Silent Circle、RedPhone、Whisper、FaceTime
雲端硬碟：
MEGA、SpiderOak、SugarSync、Copy.com
原始報導：
ISIS’ OPSEC Manual Reveals How It Handles Cybersecurity
http://www.wired.com/2015/11/isis-opsec-encryption-manuals-reveal-terrorist-group-security-protocols/

革命軍（緒論）
鄒容

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誅絕五百萬有奇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使中國大陸成干凈土，黃帝子孫皆華盛頓，則有起死回生，還命反魄，出十八層地獄，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蒼蒼，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吾于是沿萬里長城，登昆侖，游揚子江上下，溯黃河，豎獨立之旗，撞自由之鐘，呼天吁地，破顙裂喉，以鳴于我同胞前曰：嗚呼！我中國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國今日欲脫滿洲人之羈縛，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獨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與世界列強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長存于二十世紀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為地球上名國、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壯年、少年、幼年、無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實行革命者乎？我同胞其欲相存相養相生活于革命也。吾今大聲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渡時代之要義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而為主人者也。是故一人一思想也，十人十思想也，百千萬人，百千萬思想也，億兆京垓人，億兆京垓思想也。人人雖各有思想也，即人人無不同此思想也。居處也，飲食也，衣服也，器具也，若善也，若不善也，若美也，若不美也，皆莫不深潛默運，盤旋于胸中，角觸于腦中；而辨別其孰善也，孰不善也，孰美也，孰不美也，善而存之，不善而去之，美而存之，不美而去之，而此去存之一微識，即革命之旨所出也。夫此猶指事物而言之也。試放眼縱觀，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學術，一視一課之微物，皆莫不數經革命之掏攬過昨日，田今日，以象現現象于此也。夫加是也，革命固如是平常者也。雖然，亦有非常者在焉。聞之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國立革命，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國之革命，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國之革命，為世界應乎天而順乎人之革命，去腐敗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蠻而進文明之革命，除奴隸而為主人之革命。犧牲個人，以利天下，犧牲貴族，以利平民，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甚至風潮所播及，亦相與附流會匯，以同歸于大洋。大怪物戰！革命也。大寶物哉！革命也。吾今日聞之，猶口流涎而心件件。吾是以于我祖國中，搜索五千余年之歷史，指點二千余萬萬里之地圖，間人省已，欲求一革命之事，以比例乎英、法、美者，嗚呼！何不一遇也？吾亦嘗執此不一遇之故而熟思之，重思之，否因之而有感矣，否因之而有慨于歷代民賊獨夫之流毒也。
自秦始統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答宇內，私其國，奴其民，為專制政體，多援符瑞不經之說，愚弄黔首，矯誣天命，攬國人所有而獨有之，以保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不知明示天下以可欲可羨可歆之極，則天下之思篡取而奪之者愈眾。此自秦以來，所以狐鳴篝中，王在掌上，卯金伏誅，魏氏當涂，黠盜好雄。覬覦神器者、史不絕書。于是石勒、成吉思汗等，類以游牧腥之胡兒，亦得乘機竊命，君臨我禹域，臣妾我神種。嗚呼！革命！殺人放火者，出于是也！嗚呼革命！自由平等者，亦出于是也！
吾悲夫吾同胞之經此無量野蠻革命，而不一伸頭于天下也。吾悲夫吾同胞之成事齊事楚，任人掬拋之無性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與今世界列強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聞文明之政體、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盧梭《民約論》、孟德斯鳩《萬法精理》、彌勒約翰《自由之理》、《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檄文》等書譯而讀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夫盧梭諸大哲之微言大義，為起死回生之靈藥，返魄還魂之主方，金丹換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國今日病矣，死矣，豈不欲食靈藥、投寶方而生乎？若其欲之，則吾請執盧梭請大哲之寶旌，以招展于我神州上。不寧惟是，而況又有大兒華盛頓于前，小兒拿破侖于后，為尋同胞革命獨立之表本。嗟呼！嗟乎！革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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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時也，此其時也。此吾所以倡言革命，以相與同胞共勉共勖，而實行此革命主義也。茍不欲之，則請待數十年百年后，必有倡平權釋黑奴之耶女起，以再倡平權釋數重奴隸之支那奴。

公佈下《telegram維穩人員常用的維穩技巧》-主要是在原《telegram裡面騙子常用技巧分析》上增加了一些新的內容和初級五毛的發言技巧，以適應越來越狡猾的維穩勢力////預覽---增補內容一，（1）還有種近期發展的手法也可歸類到損人利己裡頭，但遠比這方法強太多，即--韋小寶式轉述事實，十句話說八九句真的並且詳細說，剩下一兩句最為關鍵的或者替換成攻擊抹黑對方的，或者極盡讚揚自己的，或者乾脆不講，韋小寶靠這招在清廷，江湖混的風生水起，那些維穩成員怎麼能不學，但是一旦學成也容易看到這類高級維穩人員的維穩特徵，即每次發言都是大段100字上下，包含多個句子，因為這樣才好摻沙子，一般人很難看出來，即使看出來了由於真實的信息多于偽造的並且與多數群友無關而被忽視，一旦專門指出，就有其他維穩人員打斷把你引向其他地方，給老大解圍
（2）利用普世價值來維穩.....................（詳情請參閱txt文檔）

光复会暗杀活动及其启示意义
安徽民主阵线编集

光复会是在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基础上组建的。其发起人之一的龚宝铨就是该暗杀团的成员，蔡元培参加了他在上海组织的暗杀机构。蔡元培和光复会其他领导骨干如陶成章、秋瑾等人都信奉暗杀主义。光复会中暗杀思潮的产生，既受到中国传统的刺客游侠舍生取义精神的熏陶，又受到欧洲无政府主义和俄国虚无党行动的影响，同时某些宗教教义也对革命党人从事暗杀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光复会一些重要成员都曾实施或预谋过暗杀清廷大员行动，光复会的暗杀主张和暗杀实践对各地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产生了一定影响。缅怀先烈们舍身救国追求民主的英雄业绩，总结光复会武装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推翻中国共产极权统治，是有很强的启示意义的。
第一节，光复会为什么选择暗杀道路
第一，光复会起源于暗杀团。
1903年是中国留日学生从爱国走向革命的关键的一年。在那一年发生的拒俄运动中，留日学生出于对俄国不讲信义，强占中国东北的义愤，欲组织拒俄义勇队（又称学生军）开赴东北抗击俄国侵略军。但组建军队的行动被日本当局禁止，他们便改名军国民教育会。该会成立之初，继承了拒俄义勇队或学生军的宗旨、手段，即通过向清廷大员请愿，表示愿赴疆场抗击侵略。后来，由于派回国内请愿的特派员受到冷遇，爱国热情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激进的留学生便将郁积心中多时的排满情绪通过《发起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表达出来，并将宗旨由原来的“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改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在不赞成激进的学生退出以后，留在军国民教育会的多为比较坚定的激进分子。他们主张以三种手段进行排满革命：鼓吹、暗杀、起义。活动逐渐由公开转入秘密，由海外转入内地，由言论转入行动。苏鹏的回忆证实了我们的分析：
“清癸卯、甲辰间，予游学于日本，适日、俄交战于我满洲之野，留学同人，组织义勇队，欲效命疆场，冀以敌俄人，而有以钳日人之口。主之者，为黄君瑾午（后更名克强，即黄兴），……无何，为清、日两政府协谋所解散，群情更愤，遂改为秘密结社，效俄虚无党之所为，实行暗杀。名曰‘军国民教育会’。本部设东京，由黄瑾午……与予等主之。设支部于上海，由蔡孑民……等主之，以爱国女校为机关。后吴樾之在天津狙击出洋五大臣，徐锡麟之在安徽刺杀恩抚，皆军国民教育会实施之政策也。当此之时，孙总理中山先生，组合南部会党，谋革命，与留学界为桴鼓之应。”“军国民教育会之组织，是谋对满清君臣，实行暗杀之政策……”
军国民教育会内根据其宗旨将机构分为鼓吹、暗杀、起兵三部。会中一部分人秘密组织了暗杀团，欲先狙击二三重要满大臣，以为军事进行之声援。黄兴、陈天华、龚宝铨等都是当时暗杀团的团员。
1904年，龚宝铨回到上海，立即行动，组织暗杀团，与陶成章、敖嘉熊、黄兴暗中配合。暗杀团成立后，人数极少，力量单薄。龚宝铨想扩大组织，与陶成章、蔡元培等人商讨，决定扩大暗杀团，吸收更多的人参加，于是光复会遂在上海正式成立。除他们三人外，章太炎、秋瑾、徐锡麟、王金发、尹氏姐妹等都是会中著名人物。所以冯自由称：“光复会的成立与军国民教育会有直接关连。龚宝铨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成员，回国后即于 1904年冬在上海建立暗杀部，‘所行规章，颇为严密’。这时，原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已经从青岛回到上海，并且曾与黄兴、陶成章等有所策划。蔡元培知道有暗杀团的组织，便请求参加。暗杀团随即改名为光复会，又称复古会。”“推举元培为会长，壁垒为之一新。”
第二，光复会主要领导人和骨干多主张暗杀。
不仅龚宝铨，当时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和骨干也多是主张暗杀的。
蔡元培当时“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他辞卸《警钟日报》编辑之任后，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自任校长。那时办女校，一般是以培养贤妻良母为宗旨，但爱国女校在蔡元培主持下，并不取贤妻良母主义，而是要造就像俄国虚无党一派之女子。除年幼者照通例授普通知识外，年长一班则为学生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主义等，尤其注意理化，在各门功课中学习时间最长，学分最多，作为训练制造炸弹的准备。当他知道龚宝铨的暗杀团要扩大时，积极参与进来，作为暗杀团的一分子。
陶成章一贯赞成暗杀。他在其起草的《龙华会章程》（据杨天石、王学庄和李时岳等考证，该章程实际是1908年江浙皖闽赣五省革命协会章程，应正名为《革命协会章程》）中就盛赞张良谋刺秦始皇。宣统二年正月（1910年2月），从同盟会中分离出去的光复会于东京成立总部，以章太炎为正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陶成章在《致石哥书》中称：光复会“必不汲汲扩张，以教育为进取，察学生之有志者联络之，如是而已，又一面经营商业云”。“且先讲持久策，其策无他，先集数千金，或万金之款，办暗杀事宜，以振助华侨始可。”
章太炎虽未明确表示支持暗杀，但他在讲解佛教教义时，暗示赞成对敌人采用自杀式攻击手段。章太炎在当时革命青年中，以其博采群学的文章和传统的文化思想大受欢迎，他所宣扬的佛学教义和虚无主义哲学思想正好适合个人恐怖主义者们的口味。章太炎自己深受影响，又来影响他人。1906年出狱后，他来到东京，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大张旗鼓地号召“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之道德”，竭力推崇佛学中的法相宗与华严宗，认为佛学中禅宗以外，法相、华严最为可用。因为“这华严宗所说，要普渡众生，颈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而道德上最为有益；这法相宗所说，就是万法惟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他后来解释他主张佛教的原因是“特欲发扬芳烈，使好之者轻去就而齐死生”。他还宣扬“自戕之风，当开之，不当戒之”。他所说的“杀了一人，能救众人”实际是对暗杀活动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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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
从以上诸人的言论可以看到，当时光复会的暗杀活动主要受到清末几种流行的社会思潮的影响：
1。外国无政府主义、个人恐怖主义的影响
无政府主义起源于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他们鼓吹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否认任何政府，为实现其无种族、无国界的理想社会，主张以暗杀、破坏及暴动为手段。19世纪后期，对俄国革命影响较大的民意党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崇尚暗杀，但是他们并不反对建立国家和政权。到19世纪末无政府主义开始传入中国，而随后俄国民意党的一系列政治暗杀活动对中国产生了相当的冲击，到20世纪初年，无政府主义学说渐渐在中国盛行起来。急于寻求救国之途的革命党人将其作为推动中国进步的思想武器而大加宣传，其中留日浙江学生创办的《浙江潮》就是其宣传阵地之一。
蔡元培早期也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在其创办的《俄事警闻》上，他积极介绍无政府主义，提倡暴力和暗杀。在追溯其革命经历时，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从事革命活动时，即为学生讲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的历史。此外，在20世纪初，章太炎、刘师培等对光复会有着重要影响的人也纷纷鼓吹无政府主义，认为“无政府主义，于学理最为圆满”，“今日欲行无政府革命，必以暗杀为首务也 ”。受光复会影响的吴樾其轰动一时的革命檄文《暗杀时代》中写道：“而号召革命者，夫亦曰：人类不齐，人心不一，一言革命，则畏首畏尾，顾身命而不前，未足与有为也。予于是西验欧洲，东观日本，而见其革命之先，未有不由暗杀以布其种子者。俄之虚无党，其近事矣。今日大地之上，轰轰烈烈，倾人耳目者，莫若虚无党之名。夫亦知虚无党之于今日，为何时代乎？于昔日又为何时代乎？吾敢断言曰：‘十九世纪下半期，为虚无党之暗杀时代；二十世纪上半期，则为虚无党之革命时代。’不有昔日之因，焉得今日之果？我汉族何为乎？我同志诸君何为乎？吾又敢断言：‘今日为我通知诸君之暗杀时代，他年则为我汉族之革命时代。’欲得他年之果，必种今日之因”。
2。对中国古代游侠、刺客精神的颂扬
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注重名分，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为使暗杀不致背上“弑君”、“杀官”等违背中国封建伦理道德之罪名，从而招致人民对其革命活动的反感，革命党人将政治暗杀活动渲染为颇富有古代游侠不惜身死，为国请命、为民伸义的悲壮色彩。陶成章就赞扬张良刺杀秦始皇：“（秦始皇）他恐怕人家造反，便收聚着天下的兵器，都拿来一把火销毁掉了。这个心思，狠不狠呢？哪晓得他还没有死，韩国就有个张良，拿着一个千斤重的铁锤，在博浪沙中等他出来的时候，要打死他。虽然打他不着，到处搜了十日，连影儿也搜不着半个。后来百姓晓得皇帝的本领，不过如此。”秋瑾更是自号“鉴湖女侠”，在其《宝刀歌》中诗以咏志：“主人赠我金错刀，我今得此心雄豪，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沐日浴月百宝光，轻生七尺何昂藏。誓将死里求生路，世界和平赖武装。不观荆轲作秦客，图穷匕首见盈尺，殿前一击虽不中，已夺专制魔王魄。”此外还有“搏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椎击暴秦”，“何人慷慨说同仇？谁识当年郭解流？时局如斯危已甚，闺装愿尔换吴钩”等等诗句中称颂古代游侠、刺客舍生取义的精神。
其实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已远远超越了古代游侠“士为知己者死”的狭隘效忠观念，他们在赋予政治暗杀这一西方舶来之革命手段以古代游侠精神的同时，又赋予了古代任侠思想以新的革命的时代内涵。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是为了“种族之思，祖国之念，为民请命，而宏大汉之声 ”。徐锡麟刺杀了对他颇为器重的巡抚恩铭之后在公堂上大声宣告：“新甫待我私惠也，我杀新甫，为汉族出气，乃公愤耳！”此种胸怀、此中气概，比之聂政、荆柯何啻云泥！
3。某些宗教教义和虚无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
光复会的暗杀活动除了受到无政府主义和古代刺客精神的影响外，还与某些宗教教义以及虚无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有关。
一方面，有些革命党人或爱国人士，从宗教教义中汲取养分为其所用，宣扬虚无主义的思想，使革命者轻于“舍身就死”。章太炎因“苏报案”入狱的几年中潜心研习佛学，认为佛学中除禅宗外，法相、华严最为可用。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说：“照佛教说，逐满复汉，正是分内的事。又且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都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所以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上起见，固是最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亦是最要。总望诸君同发大愿，勇猛无畏。我们所热心的事，就可以干得起来了”。必须“要有这种信仰，才能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章太炎在狱中潜研佛学显然并非是消极遁世，而是“企图把佛学‘改造’成为革命斗争和个人意志锻炼的‘思想武器’。”
另一方面，革命党人对于残酷的现实感到厌恶、绝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无以为生，而西欧、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又使他们感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仍无前途，于是‘以宇宙为囹圄，以境遇为桎梏’，‘俯困仰苦不可终日’”，因而悲观、厌世。革命党人陈天华、杨笃生都曾积极要求参加暗杀，最终蹈海而死，结束了他们年轻的生命。因炸五大臣而身亡的吴樾，在《暗杀时代》一书中写道：“死于非命与否，可不必权其轻重”，与其“奴隶而生”，不如“不奴隶而死”等等，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对现世的绝望。
第四，革命党人革命性与坚定的牺牲精神之表现。
上文都是暗杀思潮由以出发的思想材料，而它的根源却深藏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之中。清王朝封建专制主义的残暴统治激起了反抗，革命党人争取民主民权社会的诞生需要暴力，而把暗杀与武装起义一起作为这种反抗和暴力的手段，则是由当时的社会形势和革命党人坚定的革命信念所决定的。
一方面，采用暗杀手段进行“排满”、革命是光复会的革命党人考虑到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而采取的较为可行的方法。虽然采用武力革命是革命党人的既定方针，但在当时条件下，清政权和所有专制极权一样，在表面上看来都穷凶极恶，十分可怕，拥有强大的专政机器，军警四布。内有封建统治者顽固抵抗与疯狂镇压，外有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干涉内政，如果不采取实际行动就会使革命士气低落，而革命党人又很难在短期内形成大规模的武力团体，在财力物力人力上都不具备条件，轻言暴动只会给革命造成更大的损失。暗杀活动，则非常适宜于行动，花费既少，人手也不必很多，万一失败损失也不大，因而成为他们的首选方式。1910年2月，光复会在东京成立总部，陶成章提出：“否则会既成立，于一二年内，竟乃影响全无，其可乎哉？如不用暗杀，转用地方起兵，丧民费财，祸莫大焉，一有不慎，必引外国人之干涉，后事盖难着手矣。”客观的革命抗争条件，促使革命党人选择了暗杀这条道路。
另一方面，光复会主要成员从家庭出身来看，多为官僚、地主、士绅之家，他们均是正在由传统士子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化的新兴进步人士，思想上接受西欧的进步思想，对传统文化的腐朽有非常深的理解，革命性非常强，具有杀身成仁的坚定信念和强烈渴望。他们怀抱振兴中华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想，又具有传统文化中的士人救国救民的情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慷慨济世，许多人抱有坚定的捐躯精神。暗杀，能成功脱身的机会少，被捕或当场就义的可能却极大。若非具有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舍身气概，就绝不能完成。荆轲刺秦，之所以震动千古，就在于这种坚定信念和无畏舍身精神所散发出来的巨大的摄人心魄的永恒魅力。而辛亥革命党人，就是在这样的牺牲精神支持之下，选择了暗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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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光复会暗杀道路的伟大作用和应有的历史评价
光复会采取暗杀手段进行排满革命有着积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1、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光复会的暗杀活动曾陷清廷于恐怖之境，使大小官员谈虎色变，不敢悍然与革命党人为敌。“自恩铭被刺后，封疆大吏，背不贴席。有设军队以自卫者，有深居简出，有谕道府以下免迎送者。”肃亲王善耆与铁良、端方等“鉴于徐锡麟之暗杀，咸有戒心，各自设法向党人施展金钱政策，使为己用”，有的甚至派人“到东京求和于党人，愿出万金以买其命”。刘思复在粤谋炸李准，徐锡麟在皖刺死恩铭，清廷之巨头，群震惧而不敢妄逞淫威，变其高压手段，而为软化方法。若肃王之尊礼党人，端方之牢笼学生，其明证也。党人亦即借此机会，措置裕如，所以群治学社成立，经一年又九月之长久时间，未受风浪，得安心从事于组织、宣传、训练诸工作，俨成节制之师。
2、激发了革命党人的士气，鼓舞了民众。光复会的暗杀活动或为起义之先声，为起义制造声势、扫清障碍，如 1907年徐锡麟枪击安徽巡抚恩铭，1911年李燮和、陈方度谋刺广州巡警道王秉恩等，均是为了配合武装起义而采取的先期行动；或者在革命低潮时，鼓舞士气，同时削弱封建统治势力，如1909年，尹锐志、尹维俊姐妹曾率十余同志赴京，谋刺清廷权贵要人。以此作为革命高潮之间的过渡手段，也未尝不可。魏兰评价徐锡麟：“当此二十世纪，亚东大陆，轰轰烈烈，惊天动地，唤醒无老无少无男无女，其事传布于五洲万国者，非吾浙徐君锡麟之枪杀恩铭乎。……然而徐之能成如此之事功者，非徐一人能自成之，以有无数之英雄豪杰，有以致之也。”
3、惩处了内奸、叛徒，消除了革命队伍内部的隐患。1906年，徐锡麟在山阴县令的宴席上听见辅佐县令办教育的举人胡钟声对人说大通学堂“是乱党，想造反”，当晚大通学堂党人张伯歧就将胡刺死；1908年，陶成章派人暗杀了出卖秋瑾的绍兴府学务处总办胡道南；1909年，王金发击毙叛徒、奸细汪公权等，既消除了革命队伍内部隐患，为革命保存了实力，同时又给予叛徒、奸细以警戒。
4、在令清廷权贵震惊之余，促使他们提高了警惕，在加强了自身防御设施的同时，加强了对革命党人的搜捕、镇压，全面调动了满清政府的安全力量，消耗其大量能量，进一步促成了革命思想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在吴樾谋炸五大臣未遂后，清政府“急设警部，将大整顿警察之政，以防辇毂之安全。近日则又有议推行各省，每省巡道除盐粮外皆改为巡警道，以广兴所属地方之警察。噫，清政府伺察汉人之手段乃愈出愈工矣。” 但这些调动，加速了腐朽政权架构的到掉，折腾尽它的最后一点能量，因为凡是一个政权到了最后的腐朽关头，都是经不起折腾的，都是要拼命维护稳定的。暗杀一作，则其必定不得不折腾，朽烂之内部结构，就支撑不住而倒掉了。
5、暗杀手段是“一击见成败”完成革命的“速成法子”，避免了长期的发动人民群众的工作，作为革命工作的有效辅助手段，起到以实际行动强力唤醒和发动群众的巨大作用。当时的中国人，被长期的封建极权统治控制，处于极端麻木的状态，宣传民主思想，发动人民起义，是不可能的事情。革命党人怀着满腔的热情，不惜牺牲个人的性命去惩罚那些昏庸残暴的清朝官吏，虽然杀了统治阶级的个别人物并不能立刻推翻反动的阶级统治，尤其是不能动摇它的社会基础呢，但它是鲜血的启蒙，虽然人民麻木地去围观“杀革命党”，但他们的心灵，便在这鲜血中，逐渐得到清醒，即便如阿Q，看到使举人老爷和秀才也如此惊慌，直觉上就觉得痛快，有“同去”的思想。一次暗杀，胜于千万册宣传书。
6、暗杀手段引入近代中国政治斗争后，后来显得被滥用了，不仅成为革命党人进行革命斗争的武器，同时也被部分党人用作内部斗争、消除异己的方法，而清政府及北洋军阀更是将其用作铲除革命党人的利器。为光复会出力最多、贡献最大的陶成章因为内部争权而被陈其美派人暗杀，而陈其美又被北洋军阀暗杀，令人叹息。但是，暗杀道路的存在，为极端专制暴政下的反抗，提供了范例，积极意义远胜于消极意义。如同美国不实行禁枪，因此当政府陷入于腐败堕落，人民就随时有拿起枪反抗不义政府的自由权力。 美国社会的枪，虽然制造出了悲剧血案，却是时刻悬在政府头上的一把利剑，提醒它，它处于人民的武力之中，不可胡作非为。对于极端专制暴政，暗杀道路就是这样的一把枪，人民有充分的权力，使用它。辛亥革命的暗杀手段，为后世追求自由权力，反抗国家机器的仁人志士，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悬鉴。
那么，对于光复会的暗杀活动我们应当怎样评价呢？时人认为，对暗杀活动，“先审其敌，次观其志，而后是非乃略定。”对于暗杀活动，当先观其时，即分析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再观其敌，即考察暗杀活动的对象；三观其志，即审察暗杀活动的目的，而后是非乃定。
首先，看看光复会一系列暗杀活动发生的时代背景。这一点可以说是众所周知，近代中国腐朽的封建王朝已经走到了末路，但却摇而不坠，危而不倾，更加变本加厉地剥削压迫广大劳动人民；面对帝国主义的蚕食鲸吞自身毫无办法，却又束缚国人手脚，积极扼杀任何使中国走向进步的努力；不惜以其一家一族眼前之利，而损全国各族长远之利。当此乱世，仁人志士报国无门，求变无途，既没有健全之法制可循，又没有合法的方式可用，非非常之法，难以成事。因而，暗杀可用。
其次，考察光复会暗杀活动谋刺的对象，非满清权贵，即叛徒汉奸。前者吸取民脂民膏，为维护清政府封建统治而羁缚民之身心，他们都是中国进行革命、社会走向进步的障碍，除之则有利于革命之成功、社会之发展，因而，暗杀可用。但反观陈其美之杀陶成章、袁世凯之杀宋教仁、乃至后来国民党特务之枪杀李公仆、闻一多，其所暗杀者或为革命奔走之志士，或为民主呐喊之仁人，对此暗杀手段，我们只能斥之为卑鄙、无耻。
第三，分析光复会暗杀活动的目的。光复会暗杀活动之目的，一为铲除封建统治者，为革命扫清障碍；一为唤醒民众，进行彻底革命，如吴樾之杀五大臣，使民众不为清廷之假立宪所蒙骗；一为惩治叛徒、奸细，保存革命实力；此外还有一点，即吴樾所说，暗杀清政府官吏，清政府“必起而大行压制之手段，将不尽灭我汉族而不甘心”，根据“原动力大者，其反动力必大”的原理，残酷的镇压，必然引起人民强烈的反抗，促成革命的爆发。上述之目的，简而言之，就是要推进中国革命，推翻满清政府，促进社会进步。其出发点是好的，并达到了目的，因而我们说，光复会的暗杀活动是革命活动的一部分，是必须充分肯定的。
当前，共产极权正在重复着专制极权的老路，走到了晚清王朝“摇而不坠，危而不倾，更加变本加厉地剥削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老道道上来，它面对世界现代文明的民主潮流，自身毫无办法，却又束缚国人手脚，积极扼杀任何使中国走向进步的努力；不惜以官僚集团里一家一族眼前之利，而损全国人民长远之利，压迫自由，践踏人权，玩弄蔑视法制，恶行令人发指。“当此乱世，仁人志士报国无门，求变无途，既没有健全之法制可循，又没有合法的方式可用，非非常之法，难以成事。因而，暗杀可用”。现在，又是我们重新拿起辛亥先烈们的暗杀武器，以雷霆之怒的暗杀，推动全面革命起义的时候了。光复会的暗杀事迹，因此，迸发出强烈的历史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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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要扮作光明的天使－－讀程干遠《中共統戰部揭秘》
作者:郭寶勝
近讀中國著名法學家、中國行政法學會前副會長程干遠教授新著《中共統戰部揭秘--統戰干部回憶錄》（以下簡稱《統》）感慨萬端：該書是為數不多揭秘統戰部的力作，彌足珍貴；該書也是程教授在中共統戰部門--南京市委統戰部工作長達10年之久的回憶，所以非常真實。該書通過事實提出的很多觀點，讓人對中共極權統治有更加深刻和清晰地了解，如統戰部實際是間諜特務部門；全國人大、政協會議代表完全是黨的統戰部和組織部指定的；中共不追究統戰人物的丑聞和犯罪的原因是更好地控制他們；中共最高層的路線之爭深刻影響統戰部戰略等等。該書還為解讀當下眾多政治現象提供了思路。

不僅海外，就是國內民眾，都很少把統戰部與間諜特務部門聯系起來。大多人認為統戰部只是中共的一個拉關系、搞團結的聯誼部門，海外包括臺灣、美國對中共統戰部（the United Front Working Department）的認識也非常膚淺，從來沒有把統戰部及其下屬單位定義為間諜部門。雖然統戰部下屬的孔子學院開始遭到西方各國的抵制，但更多統戰部下屬單位如中國基督教協會（CCC）、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黃埔軍校同學會、歐美同學會、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在臺灣、北美乃至全世界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大肆進行滲透破壞之能事。而如果西方國家政府及民間社會都明確定義中共統戰部及其下屬單位是間諜部門，那么就會有效阻止海外華人與中共統戰部門的來往（如海外華人教會與三自會的聯系）、切斷中共統戰部對西方國家的滲透與破壞。歐美國家立法定義中共統戰部為特務部門，已經是公義所需、大勢所趨。

而程教授的《統》一書就為統戰部是特務部門提供了大量佐證。該書指出中共統戰部源于1930年代中共紅軍內部的對敵工作部（又名政治破壞部），主要從事對敵軍的軍事情報收集和策反工作。1941年成立中共中央情報部，與中央社會部合署辦公。1944年在此基礎上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員會，1948年成立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負責管理國統區工作、政權統戰工作等，并具體負責籌備召開新政協的工作。從統戰部的起源就可看出它原本就是一個情報、策反組織。

程教授工作十年的南京市委統戰部，其工作人員大部分是原來從事情報工作的人員。有位副部長是前南京下關碼頭糧行老板，其實是中共南京聯絡站負責人，黑白通吃、廣結善緣。在南京"解放"前夕全家派到臺灣繼續潛伏，后來形勢所迫又回到南京。程教授一位女同事貌美迷人，原來是當年西南聯大時在國民黨軍政要員間游刃有余的情報人員，很多國民黨官員被其美色引誘而泄露了大量軍政情報。程教授還問她是否為了工作而上過床，她說："只要組織上同意，為工作目的，做一下也沒有什么了不起"（見《統》38頁）。這些情報人員出身的統戰干部時刻掌握著當時南京民主黨派、工商界人士、宗教界和少數民族界等人士動態和情報，并進行"團結、教育、改造"的工作。作者自己，在接待李宗仁、戰犯訪問團、其他統戰人物后，都要在第一時間把對方談話寫成報告遞給上司。

而今天，統戰部下屬的孔子學院、佛協、基督教兩會、和平統一促進會等組織，大肆在港澳臺、在西方民主國家承擔起搜集情報、思想滲透、收買拉攏重點人等工作，在臺灣，他們扶植政治界代理人如連戰、郁慕明等、宗教界星云大師、歐陽家立等、學者界如蘇起、王曉波等等，在北美，諸如著名布道家葛培理也成為統戰部在美國基督教界的代理人。正如程先生在《統》書中寫到的："實際上，統一戰線和統戰部的成立是中共在奪取國民黨政權過程中采取的一項'情報戰'和'策反戰'，是一個所謂'第五縱隊'式的特工組織。在整個國共內戰過程中，特別是在抗日戰爭和以后的三年內戰中，其作用可謂發揮到了極致。無怪乎毛澤東把它列為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三大法寶'之一。在這場'策反戰'中，從張學良、傅作義，到張治中、程潛、衛立煌，無一不中其計謀。這可以說是毛的政治謀略成功之筆。按毛的思想，在臺灣沒有統一前，對國民黨軍政人員之統戰都必須繼續下去，直到最后消滅國民黨"（見《統》260-261頁）可見，統戰部是不折不扣的間諜組織，臺灣、西方各國和國際社會應該立法，確認統戰部及其下屬機構都屬于間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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