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掀起价格飙涨狂潮的，是权益类资产，即人们所熟悉的股票。1983 年，日经 225 指数大致在 8000 点左右徘徊，3 年后即 1986 年，指数达到 13000 点附近，较 1983 年涨幅过半。然而，在下一个 3 年——1986—1989 年，日经 225 指数涨了 2 倍，最高点曾达到 38957.44 点，创下了惊人的涨速和涨幅。值得一提的是，直到 2021 年，日经 225 指数也没有能力再回到这一历史高点，这也意味着如果是在 1989 年进场的日本股市投资者，可能至今也没有实现回本，创收更是无从谈起。

　　另一个价格飙升的资产是土地。日本统计局数据显示，东京都核心区（千代田、中央区、港区）不到两年时间（1986 一 1987 年），地价就实现了 3 倍增长。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按照套内面积为 75 平方米的房屋购买价格与当时的日本人均年收入之比来看，在 1982 年以前，一个普通的工薪族日本人大约花 8 年时间就可以购置一套位于东京都核心区的房产。在 1987 年，这一数字小幅上升到 10 年，而 3 年后这一数字跳至 20 年。大幅攀升的股价和房价，让许多日本人再也无心工作。毕竟，只需要将资产倒手，就能获取巨额的利润，谁还愿意踏踏实实地挣工资呢？

　　以上只是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具象化表现。其实，任何资产价格的上涨，都离不开廉价资金的推动。学界在复盘日本经济的泡沫化进程时，最易联想到的，还是 1980 年代初期的财政货币双宽松的大放水政策。

　　1980 年初，日本央行的官方贴现率为 9%。此后考虑到日美贸易摩擦对日本企业的出口影响，以及 1970 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的大宗商品输入性通胀对中小企业生产成本的压力，日本央行选择连续降息，以降低制造业的融资成本，对冲生产端面临的成本上涨且需求下降的不利局面。出于审慎考虑，当时的日本央行在 1980 年至 1985 年的 5 年多时间里把官方贴现率降低到 5%，日本的制造业得以在这 5 年时间内以较低的资金成本取得了发展，制造业的工业生产指数长期保持在 70 以上，1985 年一度突破了 90。“日本制造”强大的全球竞争力对其他工业化国家形成了较大的冲击和挤出效应。然而，这一良性循环在 1985 三季度被彻底打破。

　　1985 年，日本首次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的冰箱、彩电和汽车等工业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部分美国报纸刊登出《日本即将和平占领美国！》等耸人听闻的标题。美联储统计测算，1985 年的日本财政累计盈余和外汇储备合计约 545 亿美元，日本人民在二战后 40 年间创造了惊人的财富，迅速完成了过去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数百年才能做到的原始资本积累，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经济奇迹。从日本大藏省发布的数据看，截至 1985 年末，日本银行业的储备金达到 100 兆日元，全日本的海外净资产规模达 1298 亿美元，而同期美国的外债规模为 1114 亿美元。有鉴于此，1985 年 9 月 22 日，美国、日本、西德、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一致同意将干预外汇市场，通过官方指引有序地实现美元贬值，通过货币化手段解决美国连年的巨额贸易赤字问题。这份协议因签署地点在广场饭店，被称为“广场协议”。

　　在广场协议签署后不久，随着各联盟国对外汇市场出手，美元兑日元的官方挂牌汇率从 1 美元兑 260 日元，快速变为 1 美元兑 121 日元，日元在短短时间内迅速升值。然而，改变汇率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货币购买力上升意味着日本制造业可以享受更为低廉的原材料，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其产成品的价格提升，国际竞争力下降。为了阻止出口优势的下滑，日本央行故技重施，再度举起了宽松政策的大旗。1986 年日本央行连续 4 次降息，将官方贴现率从此前的 5% 降至 3%，至 1987 年更进一步降低至 2.5%。低成本的资金意味着热钱泛滥，据不完全统计，仅在 1986 一 1988 年这 3 年间，日本银行业合计向私营部门发放了 67.5 兆日元的贷款，巨量廉价的信贷资金与相对有限的资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资本市场一度出现了“资产荒”，即资金多到没有可匹配对应风险的资产，只好不断地做风险下沉，这为日本金融体系的稳定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久期错配和过度风险下沉对银行业而言是致命的。

　　伴随货币宽松的，还有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刺激，具体表现为基建投资的大幅增长。日本的基建项目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一是公共道路和桥梁建设，二是港口和海湾建设，三是公共文旅休闲场所等国民福利性设施建设。从投资总额看，1980 年代的日本共计进行了总额为 291.3439 兆日元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1990 年代则进一步扩张至 460.2869 兆日元。基建链条具有极强的货币传导效应，原理在于基础设施建设上游连接玻璃、水泥、钢铁、化工等工业品原材料生产，中游连接机械制造、设备制造等，下游连接房地产、交通运输等终端需求，可以说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基建链条的货币充盈，意味着全产业链上中下游及其附带的相关行业，均获得了增长动力。从业人员的收入提高也进一步发挥了基建投资的正面作用，更何况，基建支出符合经济学原理中最基本的财政乘数效应，政府支出的增加的的确确带动了国民经济增长。只不过，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扩张性财政政策也不例外。从 1980 年代起，尽管大规模基建投资为日本经济提供了支撑，但跨越式的基建投资支出令日本政府的债务负担更加沉重，至 1990 年代初其负面效果逐步显现，基建投资占日本 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 6.4%，是同期美国的 4 倍左右。从债务角度看，1986 年日本国债余额占 GDP 的比重约为 43%，至 1990 年代末方才下降到 38%。过于依赖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显然无法走得更远，因为债务规模存在融资付息约束。

　　另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是泡沫经济前的日本舆论和学术研究观点。对 1980 年代后期迅速上涨的土地价格，尤其是东京都的住宅地价，彼时的日本媒体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都给出了“有一定泡沫，但泡沫占比不大，地价总体是由基本面驱动的，风险可控”的结论。例如，在日本政府官方发布的《昭和 63 年国土利用白皮书》中提到，东京都土地价格上涨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总需求扩张，同时国民收入水平提高，购买力增强；二是市中心老旧住宅占比较大，市民改善需求较大，资产置换推动了价格上涨；三是以东京圈为中心的城市群较早地实现了城镇化、产业集群，就业机会和平均薪酬相比其他城市更有吸引力，人口流入和产业集中造成的供需缺口推动土地价格上升。在白皮书的总结段落中，日本政府的官方结论是“实体经济的繁荣推动了土地市场的繁荣”，这一点在平成元年的白皮书中才得到一定修正，后者的官方表述中新增了投机性买卖的概念，不过这已经是在住宅价格翻两番之后的事情了。

　　另一个生动的例子，是日本经济企划厅高级官员兼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原田泰（HaradaYutaka）在 1988 年发表的题为《东京的高地价对策》讲话。原田泰认为，1985 年后的东京住宅价格飙升，是基于东京圈经济实力和经济地位而产生的土地价值重估，因而不存在泡沫问题。即便有泡沫，也是“非常微小的”。原田泰的论据有二个：①东京圈的 GDP 和就业率大幅领先全国其他城市，产业集中意味着人口持续流入，土地必然是稀缺资源；②从购买力角度看，东京的人均收入大幅领先全国其他城市，而住宅的价格取决于日本精英阶层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因此并不是 1985 年后土地价格上涨过快，而是 1980 年前土地价格被低估了，目前只是土地的价值修复和价格回归。在 1990 年的政策构想论坛上，日本经济学家进一步提出，以租售比判断日本住宅价格是否存在泡沫是“不正确的”，并提出“住宅价格泡沫论存在极大的误导性，将妨碍日本未来的财富积累”，否认了金融宽松和杠杆是土地价格暴涨的原因，坚持供需关系才决定住宅价格。

　　对于股市的认识同样如此，从政府、学界、业界到民众，当时很少有人认为日本股市存在泡沫。一般来说，市盈率是衡量股票市场泡沫水平的良好指标。市盈率就是用股价除以每股盈利，这个指标更类似于投资回收期的理念，即买入股票后大致多少年可以收回投资金额，年限越短则回收速度越快，股票越被低估，内在价值也就越高；反之，投资回收期越长，股票越被高估，内在价值就越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认为，以欧美市场的投资者风险偏好为基准，平均市盈率在 15 是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从市盈率指标看，1987 年后的日本股市平均市盈率长期保持在 50 以上，远高于同期欧美股市的平均市盈率。但是，日本朝野似乎对这一现象不屑一顾。1989 年，前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决策官员植田和男发文指出，由于日本大型企业间存在交叉持股现象，在特殊的资产负债结构下当前的股票估值是合理的；并且由于日本企业的高成长性，较高的盈利增速预期使得日本企业未来可以通过盈利的增长消化当前的市场高估值，因此目前的股票市场是安全并合理的。由于日本多数企业投资了房地产，土地价格的提升助推了企业的资产价格，因此股票价格的上涨也反映了投资者对日本企业所持有的房地产价格继续上涨的信心。

　　上

述论断在事后看，未免有些滑稽。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日本企业股价和土地价格，玩了一个“左脚踩右脚平地登天”的游戏。日本企业购买土地，土地价格上涨；土地价格上涨，日本企业的股价上涨，从而通过增发股票获得更多资金；企业获得更多资金后，继续购买土地，推动土地价格进一步上涨。这就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且闭环的正反馈循环，土地和股票不断互相推升彼此的价格。由此也不难看出，当年日本的资本市场已经陷入了一个非理性的境地，但在这个非理性的时刻，更多人选择相信泡沫，并不断为泡沫的生成找借口以及合理性，试图说服自己参与到这场狂欢中。

　　具体量化地来看，在 1985 年至 1990 年期间，日本非金融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合计 185 万亿日元，通过债券发行和股票增发获得资金 91 万亿日元，从其他渠道筹资约 120 万亿日元，总共获得约 396 万亿日元的资金。然而，在资金运用方面，大约有 65% 的资金（约 258 万亿日元）被投向了金融资产，仅不到 35% 的资金流向了实体经济。造成这一怪象的部分原因是当时的日本在金融自由化后，出现了利率倒挂的情况。根据日本开发银行的统计，1980 年代后期日本企业发行商票的平均融资成本低于 5%，然而由于各家银行高息揽存的行为，大额储蓄订单的利息高于企业商票利率，这就导致资金出现了在金融体系内空转的现象一企业发行商票，低成本融资，再将这些钱存到存款利率较高的银行，从而无风险地获取息差收入。这在当时看来是一笔绝妙的生意：银行获得了存款，企业获得了无风险收益，投资者赚到了商票利息。然而，这一切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利差在最终兑现时，要么牺牲金融稳定（银行无法找到匹配高成本负债的资产，最终破产），要么牺牲广大日本民众的利益（央行放水救市，通胀稀释了债务，但也稀释了民众的财富）。当然，这些长期后果并不会立即显现出来。对于 1980 年代后期的日本人来说，只要是能赚钱的生意，就没有不能做的。

　　从学术的角度看，企业的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权益通常也被称为净资产。如果一个企业的净资产没有任何变化，仅仅依靠借贷获得资产，那么这个企业就进入了依靠杠杆实现扩张的阶段。1984 年，借助杠杆实现扩张的企业占日本全国企业数量的 60% 不到，而到了 1987 年后，则长期保持在 80% 左右。

　　另一个现象更加令人侧目，即日本的银行业贷款投向持续脱实向虚。在资金流向方面，1985 一 1990 年，证券市场投资大幅上升，导致这一现象的一大驱动力是机构投资者，特别是人寿保险类具有超长资金久期的投资方携带大量资金进入资本市场，主动巨量购买日本国债、企业债和股票等资产，快速推升了资产价格。同时，从银行业的融资结构看，第一大突出特征是信贷资金的异常性风险下沉，即将贷款投向本不该获得相应资产的中小企业。银行经营的原则之一是安全性，风险和收益应当匹配。中小企业天然具有更高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因此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总量和利率都应当有所限制。然而，在 1985 年初至 1990 年初的这段时间里，日本银行业对日本中小企业的贷款余额暴增到 2 倍以上，从 105 万亿日元增长至 247 万亿日元，而同期大型企业获得的信贷资金不足 3 万亿日元。1985 年初，日本银行业对中小企业的累计贷款余额约为大型企业贷款余额的 1.5 倍，而在 1990 年初这一数据迅速上升至 3.5 倍。这一现象其实也不难理解：一是大企业可以通过增发股票和发行企业债来更为廉价地融资；二是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能为银行创造更多息差收入，在当时日本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背景下，中小企业破产的可能性很小，银行乐意去赚取这一部分在它们看来是“几乎无风险”的收益。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泡沫破裂初期，日本银行业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增速迅速下降，这被彼时的日本舆论界批评为“惜贷”“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然而事实上 1980 年代才是经济史的特例，1990 年代后的日本银行业只是恢复了正常的风控标准而已。

　　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房地产业对金融资源，尤其是信贷资源的虹吸效应，则是另一个增加日本经济运行脆弱性的重要因素。截至 1984 年末，日本银行业对房地产业的贷款余额约合 16.7 万亿日元，而到 1989 年末，这一数据飞升至 41.5 万亿元，5 年间累计增长 24.8 万亿日元。这也就意味着，仅仅在 1980 年代中后期的 5 年时间里，日本房地产行业从银行获取的贷款量，就已经超过了此前数十年的积累。其中，对房地产行业贷款最积极的，要数日本的城市银行，5 年时间内新增贷款累计约达 13 万亿日元，贡献了房地产行业新增贷款中 52.4% 的资金，这也和日本各地房价以东京都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并逐步抬升有一定关系。

　　与此同时，影子银行在这波贷款放量增长中，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所谓“影子银行”，是指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不具备银行资质但同样从事信用创造业务的机构。影子银行在当时的日本主要以民间借贷、信用租赁和金融合作社等方式出现，主要运作原理是先从正规银行取得贷款，再以更高的利息向用户发放相应资金，从中赚取息差收入。因为影子银行受监管规制较少，同时经营活动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所以很难对其进行完整的统计和监管。根据大藏省的不完全统计，1980 年代中后期日本银行业向非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中，大约有 40% 通过影子银行绕道进入了房地产市场，加剧了金融资源向房地产业集聚，推升了房价。从资金运用的角度看，日本企业在 1980 年代前期每年购置土地的费用不足 1 万亿日元，而在 1985 年后的 5 年时间内却斥资 40 万亿日元用于购买土地，显然这不是正常的生产经营需求，而是包含了极大的投机性，企业不再专心于主业的生产经营，而是热衷于参与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活动。

　　针对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过度火热的情况，日本政府决定采取一些措施来为市场降温，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过快上涨的资产价格造成贫富分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日后资产价格失衡导致金融体系动荡。于是，自 1987 年开始，一系列调控政策陆续出台。

　　从整体看，日本政府对于宏观调控还是比较慎重的。针对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主要采取的手段有：①金融紧缩，包括适当加息（货币紧缩）和控制财政赤字（财政紧缩）；②税率上调，包括自 1989 年起开征消费税。针对房地产市场的火热，采用的手段有：①控制交易活跃度，即适当降低二手房的流通换手率。由此引入了地价监视制度，即当某一区域的土地交易超过一定规模时，就被纳入管制范围，在管制范围内的土地交易必须经过当地政府的批准。②严控涉及房地产行业的新增信贷。其间出台了房地产关联融资的总量控制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控制房地产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融资规模上限。③开征地价税，即通过对房地产土地所有者进行征税，弱化土地持有者的财富效应。

　　组合拳政策的实施速度是非常快的。自 1989 年 5 月 31 日起，日本央行开始了连续加息的进程，至 1990 年 8 月 30 日，日本央行的官方贴现率从此前 2.5% 的低位一路上升至 6.0%，加息的速度和幅度之巨超出了许多人的意料，日本的金融从业者由此明白，金融宽松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组合拳政策的实施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代表日本股市整体水平的日经 225 指数在 1989 年（注意，这是加息的起始点）触及 38957.44 的历史高位一顺便说一句，这是至今也没有被突破的高位，之后，至 1990 年 9 月迅速暴跌至 20983.50 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日本股市投资者的财富蒸发掉将近一半。

　　地价税的出台则被视为日本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重拳出击。首先，为了确保征收地价税具有法律依据，在经过此前多年的论证和反复修改讨论后，1989 年 12 月 22 日日本《土地基本法》颁布并正式实施。法律条文明确表示要“对土地采取适宜的税制”，通过征收存量财产税来抑制房地产交易的投机性。日本政府认为，征收地价税是“解决房地产问题的极为重要的手段之一”。形成这一共识的背景是，当时的社会舆论认为，由于日本富人持有固定资产，尤其是房地产的成本过低，如果不对持有的存量财产征税，则不能打击囤房囤地的行为。而征收地价税可以有效地抑制房产空置，迫使大量持有房产的人抛售资产，从而促进土地流转，抑制房价上涨。

　　日本地价税的正式开征，则是进入 1990 年代的事情了。地价税以房地产所有人持有的土地价值为计税依据，年税率定为 0.2%，一年后则提升至 0.3%。同时，为了不影响日本刚性的购房求，地价税设置了非常多的免征条件，例如，自住房免征地价税（自住房的定义是个人名下只有一套房产），每平方米单位地价低于特定标准以及租赁住宅的免于征税，教育、医疗、公路、农地等具有一定公益性质的土地也不用交税，可以说在最大范围内避免了对日本普通民众的“误伤”，精准打击了囤房群体。

　　地价税对于房地产市场整顿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自 1991 年起，日本全国范围内土地价格开始快速下跌，自 1991 年中至 1992 年中，东京都住宅用地价格下跌 27.5%，大阪地价下跌约 24%，东京地价下跌 15%。

　　伴随股价和地价下跌的，是企业的破产倒闭潮。1990 年日本负债 1000 万日元以上的企业破产 6468 家，债务总额达 2 万亿日元；房地产企业破产 364 家，债务总额约占所有破产企业的 33%，而至 1992 年这一数字进一步上升至 37.5%。日本的金融体系开始出现系统性风险。

　　土地价格的崩溃无疑是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重要原因。在间接融资体系中，信用创造的基础是抵押品，只有抵押品足够优质，银行才会进行放贷操作。而在当时的日本，房地产是最优抵押资产，大量的贷款产品背后的底层资产都是土地或相应的房产。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房地产市场出现波动，那么抵押品价值就会大幅下降，银行发放的贷款价

值就会超过抵押品本身，贷款就存在变成坏账的风险。同时，除会计学意义上的抵押品价值下跌影响外，暴跌的房价也使得背上房贷的人断供倾向增多，从而进一步加剧坏账发生率。最后，从国民经济恒等式看，一个人的支出便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在地价下跌引发的企业破产潮中，大量的人失业从而失去收入来源，这会导致更多原本与其业务间接相关的企业和个人收入下降，增加全经济系统的负担和压力。从日本大藏省公布的数据看，至 1992 年末，日本城市银行、长期信用银行和信托银行的不良债权规模已达 12.3 万亿日元，潜在坏账率约 32.5%，大量已经发放的贷款无法回收。

　　股价和地价泡沫的破裂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实体经济。从宏观上看，日本国民支出增速从 1990 年的 5.7% 下降到 1991 年的 3.5%，同期民间设备投资增速从 12.1% 下降至 3.0%，住宅投资增速从 4.9% 降至-11.3%；从微观上看，日本民众的经济压力迅速增大，自杀事件从 1990 年初的 16.4 起/10 万人，增加到 1999 年初的 25.0 起/10 万人。

　　日本经济泡沫的形成与破裂，对日本的社会分层和长期经济衰退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其警示意义值得重视。

　　（1）金融政策的调整需要充分讨论，审慎执行。从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的始末情况看，金融自由化是导致资产价格飞涨的核心因素，而过急过快地加息是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破裂的重要诱因。几乎可以这样认定：日本全国的资产价格波动与日本央行的金融政策调整波动，几乎是同步且一致的。金融政策应当具备连续性和稳定性，大起大落的政策调整极易催生或刺破泡沫。审慎的政策调整和稳定的金融环境，对于一国的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来说，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2）应当充分认识到房地产和基建在拉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但不能过度依赖基建和地产驱动经济增长，也不能污名化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意义。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连年增加的基建投资预算，无疑是催生日本地价泡沫的重要原因，而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则直接拉动了日本全国的土地价格增长。但是，应当看到基建和地产链较长，涉及的民生项目较多、较宽泛，过度地打压基建和地产投资，只会对国民收入增长起到负面影响。同时，土地和住宅仍然是间接融资体系下重要的信用创造工具，保持其价格稳定和适度增长，能够起到稳定金融体系的作用。

　　（3）经济增长推动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会导致生育率的下降和老龄化的加重。根据日本厚生省的统计，1990 年日本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约为 12%，到 2050 年日本总人口数将下降至 9500 万人，成为世界上人口自然萎缩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老龄化意味着社保负担加剧和社会生产力持续下滑，这对经济发展而言是致命的。同时，老龄化也会加剧日本社会的阶层固化。日本经济进入存量发展时代后，资产从老一辈人传承给年轻一代人成为财富转移的主要方式，经济低增速意味着年轻人几乎无法凭借自身力量创造并积累更多财富，继承财富是他们得到资产的客观选择。先天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富积累，后天将很难获得财富，这就是财富的代际固化。

　　9.3.1.3K 型分化的日本社会

　　日本在经济泡沫破裂后，伴随着财富蒸发而失去的，还有社会公平。进入 2000 年后，日本社会发生了奇特的现象：子女的收入和父母的收入正相关，子女的职业和父母的职业高度相似，子女所处的社会阶层和父母的阶层基本一致。阶层间存在差距对社会运行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但社会阶层间缺乏流动性是大问题，无法实现阶层流动的社会是暮气沉沉的。同时，由于“宽松世代”教育政策的不断推进，日本的教育界出现了极端分层，原本属于社会公共福利领域的教育成为阶层固化的助推器：底层民众的子女普遍学历不高，权贵的子女轻松获得了精英教育。日本社会阶层出现严重分化和撕裂，富者恒富、贫者恒贫。日本东京学艺大学教授山田昌弘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词来形容经济泡沫破裂后的日本社会 K 型分化一格差社会（かくさしゃかい）。

　　日本收入分配格局在泡沫经济前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初次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看，1972 年基尼系数为 0.354，其后基本保持小幅波动，直至 1981 年该系数仍为 0.349，整体变化并不大。但是，在经历了 1980 年代后期的资产价格暴涨和 1990 年代的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 2002 年的初次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达到了 0.498，较 1980 年代初大幅上升 42.7%。从初次收入分配的角度看，经济危机具有强烈的收入和财富再分配效应，在资产价格泡沫生成和破裂前后，日本的收入不平等情况迅速扩大并严重化。

　　即便日本政府采取了税收调节和激励机制，情况也并没有太多好转。从日本二次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看，在将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收入纳入统计后，1972 年日本国民的二次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约为 0.314，在经历了小幅上升和回落后，1981 年该系数仍保持在 0.314 的水平。但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2 年该系数上升到 0.381。尽管日本政府对收入分化的干预起到了一定作用，日本国民二次收入分配后的 K 型分化并不如初次分配后般严重，但不平等程度仍然较泡沫经济前大大加重了。

　　从国际比较视角看，日本的不平等程度也确确实实因为泡沫经济而迅速恶化。研究表明，当基尼系数低于 0.3 时，经济体收入分配属于较平等，系数为 0.3～0.4 属于合理范围，系数为 0.4～0.5 属于不平等较严重，系数为 0.5 以上则被认为极度不平等。2000 年初，OECD 全体国家的平均基尼系数为 0.309，其中丹麦、瑞典和荷兰的基尼系数分别为 0.225、0.243 和 0.251，收入分配的平等性较好；即便是不平等程度较高的葡萄牙、意大利和美国，基尼系数也分别是 0.356、0.347 和 0.337。在这个意义上，进入新千年后的日本社会和普通民众，面临的是收入大分化和社会阶层大分化的局面，这无疑是不利于重建社会信心并鼓励劳动者持续奋斗的。

　　另一个惊人的事实是，尽管日本已经成为高度发达的国家，但社会绝对贫困率却不断攀升。这也意味着，日本社会阶层的 K 型分化和撕裂程度并没有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而得到减轻，富裕群体的人口总数和绝对贫困群体的人口总数都在增加。日本政府统计的最低生活收入标准为年化 150 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8.8 万元)，收入低于该标准的群体属于日本统计标准下的“绝对贫困”。用这个标准去衡量，日本 2000 年初的贫困率为 15.3%，在 OECD 国家中排名第 5，在发达国家中排名第 3，仅美国和爱尔兰的贫困率高于日本，分别为 17.1% 和 15.4%，而丹麦的贫困率为 4.3%，全球最低。日本一线城市的绝对贫困率在 2002 年达到 15.7%，而在 6 年前这一数字仅为 11.2%；二三线城市 2002 年的绝对贫困率略低于一线城市，约为 11%，而这一数字在 6 年前仅为 7.5%。千禧年后的日本民众生活水平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倒更加恶化了。有意思的现象是，日本一线城市的绝对贫困率要高于二三线城市，这从侧面反映了一个情况，即日本打工族尤其是年轻人，宁可在一线城市拿着较为微薄的收入，也不愿回到二三线城市工作，日本都市圈间的产业集群分化情况和就业机会的不平衡是导致此现象的重要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零储蓄家庭在 1980 年代初期占比仅在 5% 左右，但在 2005 年却达到了 22.8%，也就是说超过 1/5 的日本家庭每年的收入全部用于生活开支，即便考虑到政府给予的转移支付现金收入，仍然无法留下任何积蓄，因而这部分日本家庭的抗风险能力较弱，一旦任何一位参与工作的家庭成员出现收入波动或者失业，则家庭经济状况将很快陷入困境。与之对应的是，日本个人破产和流浪的人数激增。1995 年日本个人破产案件数量为 4 万件，至 2003 年则达到 24 万件，在东京的流浪人数也从 1990 年代的 3000 多人增长至 2000 年初的 6000 多人。需要指出的是，统计数据是存在一定误差的，例如那些居无定所并且跨市域流动的人，大部分统计调查都难以将其纳入统计中。

　　日本政府对于社会阶层的 K 型分化似乎并不持悲观态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鼓励收入分配的分化。“格差社会”是社会分化和阶层固化的日本本土称谓。2001 年初，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及其内阁成员认为，“格差社会”只是表面现象，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无法激起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劳动者的工作欲望。只有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才能促使人们努力工作，参与日本经济社会的重塑。小泉内阁鼓励企业削减员工福利支出，赞成“不劳者不得食”的理念，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等被视为创造了日本经济奇迹的制度被一一打破，社会福利支出也在小泉执政期间被不断压降，取而代之的是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和市场充分竞争。

　　曾经的发达程度和平等程度令全世界瞩目的日本，是如何在经济泡沫破裂后走到社会剧烈 K 型分化和阶层固化这一步的呢？

　　首要因素是失业率的攀升。2000 年 3 月，日本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达到 5.2%，这是日本失业率自 1950 年起有数据以来的最高值。然而这并不是最高点，在 3 年后的 2003 年 4 月，日本失业率进一步攀升至 5.8%。值得一提的是，失业率这一统计指标，并不是民间一般理解的失业人数占工作年龄总人数的比例，而是指“有工作意愿但尚未找到工作的人”占“就业市场总人数”的比例。对“有工作意愿但尚未找到工作的人”，日本政府的官方定义为：在一个自然周内完全没有任何工作（包括全职、兼职）并且在认真求职的人。言下之意是，如果自愿放弃参与工作，或者被迫失业但求职时长超过一周没有结果，随后放弃继续找工作的人，是不被算进失业人数中的，也就是说人数较为庞大的“宅家族”和流浪者等并不算失业人口。

　　根据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的计算，如果将上述未被纳入统计的潜在失业人口算入失业人口的话，2000 年初的日本总体失业率超过 10%：在已失业人群中，失业在 3 个月以内的男性占比为 34.2%，1 年以上的占比为 31.1%，两者合计为 65.3%。这表明，男性失业群体呈现“M”形结构，中短期的摩擦性失业和长期失业并存，两者占据失业总数的大多数；而失业在 3 个月以内的女性占比为 47.2%，1 年以上的

占比为 17.6%，两者合计为 64.8%，与男性的情况相似。但从具体结构看，女性失业群体更多的是短期的摩擦性失业，长期的失业率相比男性而言更低一些。

　　导致日本就业市场 K 型分化的重要原因，是如前文所述的日本政府对企业雇佣制度的改革。在年功序列和终身雇佣制被打破后，兼职类受雇人数和非正式受雇员工数量迅速增长。这两类群体的特点是雇用时间不固定，签约时间短且单位劳动时间的工资报酬低于一般企业的正式员工。企业更愿意选择这些灵活的雇用方式：一方面，做着同样的工作，却只需要支付更低的薪酬；另一方面，非正式雇用和兼职雇用的临时工数量可以跟着项目走，当项目完工后即不再与他们续约，在保障企业生产高峰时人力资源充足的前提下，又可以确保在闲时不为余人员支付额外的薪水。同时，为了规避日本劳动法等针对企业解雇人员需要给予足量补偿的法律，日本企业诞生了“劳务外包”的生产模式，通过与派遣劳务的公司合作来获取劳动力，而不是直接与劳动者签约。据不完全统计，日本企业在 1990 年代中期至 2000 年初，正式雇用的员工数量下降约 400 万人，灵活雇用的员工数量增加 630 万人。

　　雇佣制度的变化加剧了日本社会的 K 型分化。一是参与灵活用工的劳动者不再享受企业为其支付的社会保险，在失去了医疗保险、养老金等保障后，生活中一次意外受伤或生病即可让此前的积蓄清零，甚至陷入债务困境。二是参与灵活用工的劳动者收入通常只有同样职位的正式员工的 70% 左右，同工不同酬使得他们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三是参与灵活用工的劳动者面临极大的工作不稳定性，上一份工作结束后，下一份工作到来的时间短则数周，长则一年以上，没有稳定的预期现金流收入，这使得他们储蓄和消费能力都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四是日本盛行加班文化，无偿加班使得单人工作量上升，在企业工作的员工总数不变的情况下，员工的无偿加班使得企业只需要雇用较少的人去完成同样的工作，这就导致原本并不充裕的就业岗位变得更少，长期失业人数进一步增加。

　　薪酬分配制度改革的停滞不前是使得日本社会 K 型分化的又一重要原因。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者工资调整的方式被称为“春斗模式”，即每年春天由工人集体或其代表（通常是工会组织或劳动者代表等）与用人企业进行商讨，根据上一会计年度企业的营收增长情况，劳资双方共同决定本年度的薪酬涨幅。然而，在经济泡沫破裂后，“春斗模式”逐渐瓦解，随着小泉内阁对工会的抑制政策出台，企业不再忌禅工会的力量，取而代之的新工资决定方式为“一人一议”制。在这个制度下，企业与每个试图涨薪的劳动者进行单独谈判，薪酬涨幅由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商议。同时，由于密薪制的普遍推行，劳动者内部之间形成了信息隔离，互相不知道同僚的工资水平，因而无法对自己的劳动价值客观定价。“一人一议”和密薪制的实行，使得劳动者再也无法以整体的形式对企业要求涨薪，同僚之间的薪酬涨幅也出现了较大的分化，这对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起到了负面作用。

　　税收制度缺乏突破加重了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税收的意义在于调节初次收入分配中巨大的不平等，并通过配套的转移支付机制进行“削峰填谷”，努力实现社会公平。然而，在经济泡沫破裂后，为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日本政府不断地降低税率，使得税收在二次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与效能持续下降。以所得税为例，日本的所得税采取全球通行的累进税制，收入越高的人群税收负担也越大。从边际税率来看，1986 年日本的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为 70%，2000 年后逐步下降至 37%。边际税率的下调固然激励了高收入人群更加努力地从事创造性工作，但同时也使得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分化失去了制约，最终导致二次收入分配机制僵化，社会各阶层出现撕裂。

　　日本社会的 K 型分化，不仅体现在收入分配这样的流量指标的差距上，在家庭财富和社会阶层占比等存量指标上，也无处不体现了日本社会整体看似祥和、实则内部严重失衡的状况。

　　（1）日本的年轻人和老年人更容易陷入贫困状态。从 OECD 调查的日本各个年龄段的贫困率来看，18 至 25 岁的日本年轻人贫困率为 16.6%，75 岁以上的老年人贫困率为 23.8%，年轻人和老年人是最容易遭受贫穷问题困扰的人群，这也与前文所述的日本对于灵活雇用人员并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其中，老年一人户的贫困率为 43%，这也意味着在日本独居的老年人中，有近一半的人长期在贫困线下挣扎，生活水平难以得到保障。年轻人的日子也并不是特别好过，统计显示，户主为 29 岁以下的家庭贫困率为 25.9%，即日本年轻人家庭超过 1/4 生活水平低于贫困线，无力支撑除饮食和日常消费以外的任何开销。

　　造成日本年轻人和老年人容易陷入贫困的原因是迥异的。如前文所述，灵活雇佣制和废宅文化造成了年轻人工作机会不稳定，收入连续性缺乏保障，以及在失业后容易放弃进一步寻求新工作，进入彻底自暴自弃的状态。同时，日本的最低薪酬标准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在 OECD 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一，这意味着日本社会对于劳动者兜底性质的收入保障较弱，社会阶层分化较明显。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得高龄老人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同时低生育率使得日本人在进入老年期后，失去家庭内部的转移支付赡养收入，老年生活的财务风险较大。

　　（2）日本富裕阶层板结固化。甲南大学经济系教授森刚志在《日本的富豪研究》中采用了如下的方法定义日本的“富裕阶层”：日本国税厅将年综合缴税额超过 3000 万日元的群体定义为大额纳税人，那么根据综合加权税率倒推，年综合收入在 1 亿日元以上的群体可以被认定为日本的富裕阶层。森刚志的研究显示，日本的富裕阶层职业分布是较为集中的，其中 31.7% 的富人是企业主，15.4% 的富人是医生，11.6% 的富人是企业高管，三者合计占比达 58.7%。以上数据表明，日本富裕阶层有超过一半的人的职业与企业主、企业高管和医生有关。

　　企业主和企业高管长期维持其财富显赫地位，在日本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自二战后经济重建以来，尽管财团和财阀一度被解散、拆分甚至清算，但只要经济从萧条中恢复，财富增速最快的依然是大企业家和大财阀家族。当然，随着科技进步，1980 年代后日本也涌现了一批以 IT 成名的企业家新贵，如日本知名门户网站活力门（Livedoor）的创始人堀江贵文，其身家最高时曾达到百亿美元。

　　医生是另一个富人频出的职业。在日本，医生的供给数是被严格控制的，1990 年全日本医疗从业人数约为 20.3 万人，而到 2000 年初，从业人数仅仅增长至 24 万人，10 年间增长 18.2%，年化复合增速约为 1.7%，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的医护人员增长情况。有趣的是，10 年间日本儿科和产科医生人数分别负增长 5.5% 和 38.9%，精神科和整形外科医生人数却分别增长 40.9% 和 80.1%。我们甚至可以从日本的医学生选择职业路径这样的微观数据上，看出日本社会在经济泡沫破裂后的阶层分化，以及社会整体风气的变迁。

　　除工作职业导致的社会阶层分化外，地域间经济增长的不平衡也是日本社会问题的痼疾。

　　首先是就业机会的严重分化。1980 年东京失业率为 2.7%，关西地区的失业率为 2.9%，差异并不明显。然而到了 2000 年，尽管日本全国范围内的失业率都有所上升，但东京的失业率保持在 5% 以下，为 4.8%；关西地区的失业率则上升至 5.8%。地域间就业不平衡的现象较泡沫经济前明显恶化。

　　其次是收入增长的不平衡。在经历了经济泡沫的破裂后，各个地区的收入恢复速度也是存在较大差异的。仍以东京和关西地区为例，1990 年东京人均年收入为 414 万日元，2000 年为 432 万日元，10 年间增长 4.3%，基本回到了泡沫经济期的收入水平，并实现了小幅增长；关西地区人均年收入 1990 年为 305 万日元，2000 年为 303 万日元，在经历了 10 年的修复期后，人均年收入不仅没有恢复，反倒负增长 0.7%。地域差异使得选择在不同地区就业的劳动者收入高度分化，最终演变为家庭财富的分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

　　最后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分层。从传统基建项目数量来看，进入 2000 年后，关东地区 2001 年基建项目数量负增长 4.7%，中部地区负增长 7%，九州地区负增长 6.9%。至 2004 年，情况则进一步发生变化，关东地区基建项目数量同比增长转正，为 0.7%；中部和九州地区仍然保持了负增长，分别下降 6.5% 和 10%。日本全国性的基建投资收缩，固然和小泉内阁的政策导向有关，但地域间经济发展的高度不平衡导致了日本社会的阶层分化更加严重。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经济学理论中，财政支出是缓解收入分配不均的重要手段。公共资源的分布不均，将使得获得公共投资少的地区的民众收入更低，区域经济发展落后于获得更多公共投资的地方。

　　（3）日本社会的代际 K 型分化也是增加社会不公平性的来源。学术界通常认为，如果子女和父母的职业相关度越低，那么这个社会的阶层流动性就越大，也越容易激发人们奋斗的力量；反之，如果子女和父母的职业相关度越高，就意味着职业的家庭传承性越大，社会阶层越固化且高度分化，人们越容易丧失奋斗的动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在经济泡沫破裂前，社会阶层流动性长期保持较高的水平，底层民众的子女成为白领的可能性较高，白领阶层的子女阶层滑落，成为蓝领阶层的可能性也同样不低。根据日本

学者佐藤俊树的研究，日本泡沫经济时期高级白领家庭职业的代际相关系数约为 0.4，也就是说白领阶层的孩子较大概率不再继续从事白领工作；蓝领家庭职业的代际相关系数约为 0.5，虽然略高于白领阶层，但整体向上流动的机会仍然较多。但是，进入 2000 年后，日本社会的代际固化现象愈演愈烈，政治家大多具有家学传承，而医生群体中有超过 40% 的家庭子女职业仍然为医生。这就意味着子承父业成为当代日本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人的出身大概率决定了其职业前途和终身命运。阶层代际固化的恶果就是社会阶层流动性的丧失，唯出身论在某些职业领域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同时社会顶层和社会底层的分化无法弥合。

　　日本社会在进入千禧年后剧烈的 K 型分化，和小泉内阁奉行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改革有密切的关系。小泉认为，在经济泡沫破裂后，当务之急是优先发展经济，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社会公平的优先级要让位于经济发展。用小泉政府发言人的原话说，“格差扩大只是表象，格差有何不好”。在日本政府当局看来，如果强调社会分配的公平性，只会养出许多懒汉。只有充分竞争以及给予竞争中的优胜者足够多的经济物质奖励，才能彻底激发日本民众的工作动力。为此，小泉政府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社会改革措施，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包括降低边际所得税率、压降公共事业投资支出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等。

　　然而，这些激进的改革措施和施政理念似乎有些过犹不及。正如老子所说的，过刚者易折，刻意寻求扩大贫富差距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的经济政策，并没有为日本带来有效的经济增长。2000 年日本 GDP 增速为 1.4%，到了 2001 年则变成-0.7%，而在 2002 年进一步恶化为～1.3%，格差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有力刺激经济增长，反倒使得经济出现倒退。同时，社会阶层的 K 型分化和撕裂，为社会治安增添了许多不稳定因素。例如，日本每 10 万人的谋杀犯罪率 2000 年为 0.53 人次，至 2004 年小幅上升至 0.55 人次，看似提升幅度不大，然而背后的代价是警察经费支出较 1990 年代同期大幅增长 30.6%，也就是说日本将更多的财政经费用在了治安维护上，才勉强控制了国内治安环境不至于因为社会阶层分化而出现动荡。

　　另外，社会的 K 型分化也降低了年轻人的发展欲望。日本在 2000 年度开始流行一个词，叫作“啃老族”，后来发展为“尼特族”（尼特为日语对英语缩写词 NEET 的发音，NEET 的全称为 Not Currently Engaged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尼特族和宅家族是同一个含义，用来指代那些不出家门、不参加工作、不接受教育的年轻人，后来也泛指全年龄中具有上述特征的人。日本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 年日本 20～29 岁的年轻人中，共有 105 万人处于无业状态，而仅仅在 10 年前，也就是 1990 年，这一数据为 41 万人，10 年间日本的尼特族人数暴增 156.1%。同时，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2000 年全日本约有 200 万个自由职业者，这里面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收入是不连续并且不稳定的。根据厚生劳动省发布的《工资结构基本调查》白皮书的估算，每名日本企业的正式员工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性收入约为 20791 万日元，非正式雇员约为 10426 万日元，而自由职业人员约为 4637 万日元。也就是说，是否成为企业正式员工，对于一个普通日本人来说，其终身收入将天差地别：非正式员工的收入仅为正式员工的一半，而自由职业人员的收入仅为正式员工的 22% 左右。巨大的收入差距不仅显示出雇佣制造成的收入不平等，也反映出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下，年轻员工对于未来不抱希望的心态的来源。

　　也许正如小泉内阁所称，“格差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共同现象”。K 型分化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不仅仅是日本独有的现象，英美等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强国，也存在着内部收入分配不均和代际阶层固化的现象。但是，这并不是小泉政府放纵日本社会阶层撕裂的借口。多劳多得、不劳者不得食的理念，尽管在经济学意义上有其天然的合理性，但是放到社会层面，却显得过于无情。一个运行合理的社会，不应该是冷冰冰的，而应该具有一些人道主义温情；一个现代化国家，不应当只鼓励强者恒强、全民丛林法则式的开拓进取，而应该对弱者伸出援手、施以同情。

　　《旧唐书·魏徽传》中这样写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鉴往知来，日本社会二战后数十年的发展，以及最近几十年的社会阶层 K 型分化与撕裂，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我们应该寻求怎样的发展道路，才能力争避免日本踩过的坑？我们认为，主要可以概括为六大方面。

　　（1）效率和公平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顾此失彼。从日本的经验看，从二战后重建到经济泡沫兴起，日本政府对社会公平的建设还是比较成功的，较高的边际税率和稳健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使得日本社会各个阶层均衡发展。然而，在经济泡沫破裂后，为了快速使经济重新繁荣，日本政府放弃了公平性建设，转而采取追求经济增长的施政方针。从 2000 年开始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社会改革，最终促成日本今天的阶层分化和社会撕裂。事实上，我们从欧洲，尤其是北欧诸国的发展经验看，效率和公平并非完全的取舍关系，二者在某些阶段是可以共存的。从日本自身的历史情况看，曾经的终身雇佣制度和相对的高社会福利支出，并未拖垮日本财政，反倒激发了经济活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给人以稳定和信心的社会氛围，要比充斥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环境，更有利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试想，如果一个普通人，对自己的收入稳定性都没有信心，又如何全力以赴地参与工作呢？

　　（2）确保教育公平，人人都有机会享受优质教育。我国古代先哲曾经提出“有教无类”的理念，认为无论家境和资质如何，学生都应当受到同等的教育。从日本泡沫经济后期至今的教育政策看，日本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公立教育精英化，私立教育贵族化”。自从实施宽松世代的教育政策后，日本的课外补习班和学历崇拜等现象较泡沫经济前有所改善，平民子弟也看似有更多机会进入优质的公立学校。然而，后来的实际情况却与官方最初的施政理念背道而驰。在激烈竞争的年代，日本的阶层流动性在历史上是相对较高的，而在宽松教育政策实施后，尼特族和宅家族等反倒大量出现。2000 年后，日本政府对于公共支出预算的削减，其中大幅压降的是教育经费投入。日本公立学校教育经费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约为 4%，同期这一比重英国为 5.0%，法国为 5.9%，丹麦为 8.2%。“再穷不能穷教育”并非只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一项关乎社会公平的措施。只有将对教育的投入落到实处，才能保持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性。

　　（3）保障就业优先，缩小职业收入差距。有一份正当且稳定的工作，是获得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的共同愿望。如果社会上存在大量失业的年轻人，社会各个阶层就会出现分化及固化，整个社会将变得死气沉沉，进而陷入动荡。无论在哪个国家，创造一切有利条件保障就业，是维护社会安定与发展的必然选择。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消除就业歧视，让各种人都能有机会获得适合自己的工作；其次，要做到同工同酬，在法律的意义上保障相似的工种收入大致相同，同时要打击企业利用劳务派遣和外包等方式绕开法律管制，人为扩大收入差距的行为；最后，还要完善工作时间分配和最低工资制度，避免少数人的无偿加班行为抢占其他人的就业机会，也要让以灵活方式就业或兼职的人有最低收入保障。

　　（4）强化政府的二次收入分配功能。从欧洲各国的经验看，由于个人能力和受教育程度的差异，社会成员个体间的初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在于政府如何做好二次收入分配，以促进社会公平。以德国、瑞典和丹麦为例，其初次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分别为 0.436、0.487 和 0.42，各阶层的收入差距较大，然而经过政府的税收调节和转移支付作用后，二次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分别为 0.282、0.230 和 0.217，成功地将基尼系数控制在较低的区域。如前文所述，日本政府在经济泡沫破裂后的一系列税制改革，将所得税边际税率从 70% 降低至 37% 左右，实际上是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的。这一点，后发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改革中应当引以为戒。

　　（5）构建社会安全网，增强群体安全感。在前文中，我们看到日本的小泉内阁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大幅压降社会福利支出，人为制造“格差社会”。其实，从现代政治学意义上说，政府存在的一大作用便是为社会底层民众提供兜底性质的社会保障，让一部分因为意外、天灾或其他原因而陷入贫困的人生活得不至于太过悲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不是经济发展的拖累，反而可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力工具。当创业者知道即便自己创业失败，也不至于陷入一穷二白的无保障生活中时，他会有更强的动力从事创造性活动。同时，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全社会安全感的增强，减少社会矛盾，尤其是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经济繁荣的起点。

　　（6）弥合地域性差异，做到全国一盘棋，经济全面协调并可持续发展。从日本的经济发展历程看，在二战后的经济修复期、神武景气期以及后来的泡沫经济期等经济总量飞速发展期，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速度其实并没有太大差别，各地民众都享受到了经济高速增长释放的红利。然而，在经济泡沫破裂后的经济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日本各地域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便一一暴露出来。日本巨大的区域性经济差异，与三大都市圈的虹吸效应以及日本政府有意压减公共事业特别是基建投资支出，是有密切关系的。大都市圈会吸引产业和人口聚集，而就业机会和人力资源的过度集中，又会反过来加速小地方经济的落后与衰退。基于公共事业的财政支出具有福利性和再分配性质，压降此类支出等于变相削弱了经济体内部的平衡能力，最终使得社会 K 型分化日益严峻。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不断开创新时代金融工作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