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视已经被当权者使用了几百年。看看历史吧，永远都会有某种 “对体制的威胁”。总有一个组织、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被当权者认为是危险的。他们被认为是可疑的 ……

我们不从事改革主义的工作。我们也认为任何围绕透明度、问责制和监督的政策制定都是监视蠕变的模板。

看看改革的历史就能明白， 我们一直在用头撞墙， 它只是不断地回到同样的老东西。

我们真的不能假设人心可以改变，尤其是当有人拥有杀人执照的时候，我们就更不能这样操作。

推荐一个很棒的访谈：

📌 《激进活动家如何废掉警用监视》

https://www.iyouport.org/%e4%b8%8d%e8%a6%81%e7%9b%b8%e4%bf%a1%e6%94%b9%e9%9d%a9%ef%bc%9a%e6%bf%80%e8%bf%9b%e6%b4%bb%e5%8a%a8%e5%ae%b6%e5%a6%82%e4%bd%95%e5%ba%9f%e6%8e%89%e8%ad%a6%e7%94%a8%e7%9b%91%e8%a7%86/

https://kit.exposingtheinvisible.org/en/data-use-policy.html#why-isn-t-this-a-privacy-policy
开源调查，安全第一
https://kit.exposingtheinvisible.org/en/safety.html

https://gijn.org/2016/11/08/three-musts-for-todays-investigative-journalist/

Twitter 的 Jack Dorsey 推荐了一篇科技记者 Mike Masnick 写的文章。我看了文章突然想通了好多事情。那篇文章说，理想中我们的“内容生态”要像邮件一样，内容基于开放协议，互联网公司在“内容呈现形式”层面竞争。https://knightcolumbia.org/content/protocols-not-platforms-a-technological-approach-to-free-speech

大家平时用邮件的话可能知道，邮件都是基于 SMTP/POP3/IMAP 这些协议，你可以在 Gmail 客户端登录非 Gmail 邮箱，也可以在非 Gmail 客户端登录 Gmail 邮箱。

把这个道理迁移到“内容”领域：无论是文字还是视频内容，无论是娱乐还是严肃信息，如果内容完全属于去中心化的公共领域，那么创作者和读者的迁移成本为零，各家平台只要在“呈现形式”层面竞争，用户用脚投票就可以了。

创作者觉得创作平台不好用（例：公众号），他们可以直接去其他平台继续创作，不会丢失之前的内容，不会丢失之前的关注者关系。读者觉得阅读平台推荐的内容不好（例：知乎），他们可以换一个平台继续阅读，不会丢失之前关注的创作者。

我觉得以下几种呈现方式都有很大市场：

1）排序算法优化用户打开帖子、给帖子点赞的概率，优化用户继续点开下一篇的概率，不用考虑用户之间的关注关系、不用考虑帖子的发布时间。平台可以弱化评论区，满屏展示内容，算法估计会推荐出提供快速满足的人物或动物照片、视频和文字段子。（例：头条、短视频）

2）排序算法优化用户在帖子上停留的时间。这个平台推荐的内容，很可能更多是深入的新闻报道、长篇的行业分析、视频纪录片。

3）不用算法，让用户自己关注其他人，用户首页完全按照时间排序（例：RSS 阅读器）。进阶用户还可以自己设定很多复杂的正则表达式来筛选内容，根据内容关键词来触发推送提醒。例如，“如果我关注的用户 A 提到了“投资”或“数据”中任意一个词，且该帖子不包含“红海”这个词，那我想在手机上收到该帖的推送。）

4）请行业专家来做内容编辑，用户付费浏览内容，平台上不展示任何广告。

5）排序算法优化用户评论数。所以该呈现方法推荐的应该都是明星状态或者性别、教育这种大家都喜欢聊的话题。

6）平台用特殊方法剔除机器人，卖点是平台上的互动数据完全真实。

7）平台根据话题标签分隔讨论内容，在显眼位置展示话题排行榜，喜爱明星的朋友可以积极参与，提高明星的排名。

内容处于公开领域就意味着灵活。一个平台可以提供上面提到的多种内容呈现方式，一家公司可以开发多个产品针对不同人群，一个用户可以在不同应用场景下打开不同的应用浏览（例如：上班路上和睡前大家应该会想看不同的内容）。

从历史角度来说，把内容保存在去中心化的公共领域也能保证我们创作的内容不会因为某家公司的关闭而消失（例：贴吧）。

当然，把内容放回公共领域听起来美好，但让大公司断掉自己的财路（即独家内容）确实也不太可能。Dorsey 说，平台支持去中心化的动力可能是卸下内容管理的责任。对 Twitter 来说，要在全球各个地方制定内容管理方案实在太困难。接下来，Twitter 会支持一个最多五人的团队，开发一套内容属于公共领域的开源协议，如果成功的话 Twitter 会成为开放内容的客户端，而不是一家掌握独家内容的平台。

https://reallifemag.com/atmospheric-disturbances/ 大气干扰——试图像天气一样预测人类行为却忽视了本世纪的风暴（比如金融危机和特朗普当选、反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的起义等，监控资本主义让同温层暴乱、焦虑）
心理学家想要向气象学家一样预测甚至控制（把如何影响他人想象成磁力和指南针），平流层对流层之类是思潮和意识形态的的现成隐喻，乌合之众的公众情绪传播假设了人们是冲动的、自动的被恐惧等危险感情裹挟的并神秘化了政治机构，群体歇斯底里症和优生学人口控制沆瀣一气，到了冯诺依曼的大型计算机时代，天气操纵除了局部地区的人工降雨从来没有被证明在技术或伦理上大规模可行，博弈论把冲突简化为理性玩家优化竞争结果，心理学一直在研究主观指标比如优生指数、犯罪可能性、智商和神经质等变化的社会赋予的品质彷佛它们是既定的自然事实——尽管温度计和气压计本身并非与历史无关，但它们呈现的是一幅更为恒久的物质图景。
Never formally articulated, it flits across the 20th-century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 as a set of expectations about how to measure and control the national mind. The association might seem purely rhetorical — psychologists have dreamed of predicting behavior as meteorologists predict the weather — but it has certain methodological and conceptual continuities. 如今，人类像天气一样受到严密监视——手机捕捉我们的敲击和滑动也可以上传当地的温度和气压，心理学家了解科技公司无穷无尽的数据流，承诺它们的模型有效地针对广告客户、更重要的是影响用户行为——累积效应改变了政治气候，这种情况不是说谁受益了问题是向谁问责，1977的国际条约（待链接），doom scroll 就是该现象的过程和后果，末日刷屏是我们当下客观的悲惨处境写照，每天都在看到他人的痛苦、检查死亡人数、城市里正发生激烈的反抗等等，这一类新闻提要让读者既不明就里又不关心所谓正常情况下的隐藏更大暴力。

Yet many people understand social media as information rather than an intervention in their own affects calculated to produce more feelings, more attention, and more data. Platforms may claim that their algorithms have no ideology, but the arrangement by which they profit from anger and fear is an ideological one. 敏感的社交媒体使用者被隔离（封禁），人民以为在获取信息但没有注意到平台在干预自己的感知（声称算法没有意识形态，但从愤怒和恐惧中获利的倾向就是一种意识形态），19世纪的气象学家特别珍视气压计，现在大多数人的口袋里都装着一个数字气压计既可以监测也可以被修改，千里之外的政治生活也能令人颤抖。

使美国两极分化的不是新技术而是古老的白人至上和财富榨取主义，当我们端详地图、抓取聚合信息流来获得某种意义上的去期待、思考什么乃至组织起来采取必要行动时，当我们强烈地看到和感到无法容忍这些伤害时，我们需要问为什么允许我们的渗透性（行为上的剩余价值）被剥削利用。

https://nemesis.global/memos/the-doom-report
Nemesis, GPT-3, K Allado-McDowell and our survey respondents, but arguably authored by none of us, per se. Instead you could say this report was written by the “third mind” 本文由“第三心灵”写就。毁灭报告，多种未来的呈现：
暂时的分裂
性别的中立化
阻止恐慌发作和制造虚假记忆的新药
复杂性让我们丧失控制
分布式自主思维
极简消费者协会
联觉冲击
作为奢侈的独特体验
https://www.tg-me.com/zeong/1040
隐私信托基金
We can’t escape the burden of being interested in things.
时尚衣服和政治一样令人精疲力竭，但我们无法摆脱对物品感兴趣的（甜蜜）负担。
新垮掉的一代
没有革命没有乌托邦只有微波拉面
变成无所不在但一动不动的全息图

“Koinonia”是一个希腊词，在英语中最常被翻译成“友谊”。但它的含义远比朋友之间的交往要深刻得多，真正的“Koinonia”包括一种为共同目标而努力的关系。

团契

圣经原文（希腊文）中的“κοινωνία”一词，是交接、得分、相通、感动、交通、共同分享、相交的意思。
所谓“团契”（Koinonia）意为“同一的心，共一的灵”。引申的意义就是“同舟共济”。
圣经指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信徒则是教会的肢体。

https://atmos.earth/ethical-consumerism/ 道德消费的黄昏

资本主义下没有符合伦理的消费
道德消费主义无效，消费者维权衰落（知情的消费者是公民吗？）
如果真的有唯一合乎道德的消费方法，那就是尽可能地生产最便宜的产品，者意味着大多数人购买的大多数产品都需要彻底改革。
购物车不是解决之道，最佳方案是培育我们的民主，回到过去进步而强大的群众运动，在市场之外形成制衡的力量

We must confront that it’s unacceptable and arguably deeply unethical itself to ever tie human “goodness” to what we buy.

把善意和购物绑定在一起是不可接受的，可以说是非常不道德的。

美国著名消费维权人士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 Consumer And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Zephyr Teachout 是一名律师、政治活动家以及反垄断和腐败专家。作为一位正在崛起的左翼明星，她在2018年竞选纽约州司法部长时得到了伯尼·桑德斯、《纽约时报》等人的支持。她是起诉他的律师团队的一员唐纳德·特朗普指控她违反了《宪法》的薪酬条款。教所是公开市场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并在福特汉姆大学教授法律。她住在纽约州的克林顿。 Break 'Em Up: Recovering Our Freedom from Big Ag, Big Tech

Politics Is for Power:
How to Move Beyond Political Hobbyism, Take Action, and Make Real Change
政治就是力量：
如何超越政治嗜好，采取行动，做出改变
Eitan Hersh / Scribner / 2020-1

·政治不是一种消遣，而是行动的承诺

一种将愤怒作为消遣，消费政治新闻却逃避行动的心态和现象，是本书作者批评的焦点。在可以采取政治行动的社会环境下，社会的进步或退步，责任不仅在于政治家，也在于每一位普通市民。作者认为，如今很多人在政治上所耗精力的影响范围只停留在心理层面，他们或在社交媒体上发泄不满，或沉迷于和友人的政治闲聊，但对于服务于公共利益，见效缓慢的活动，人们已经失去兴趣。然而，要改变现状，就必须花更多时间来建立组织，联合社区，解决问题，对城镇的发展施加影响。以政治理论、历史、前沿的社会科学，以及普通公民认真对待政治权利的案例为依据，数据分析师Eitan Hersh希望人们将精力从政治业余爱好中转移出来，同时提供了一些有效的政治参与方式，供那些见多识广的公民参考。

The Omnivore’s Dilemma 《杂食者的两难》 迈克尔·波伦 美国作家、专栏作家、行动主义者、新闻学教授及柏克莱加州大学科学和环境新闻学奈特项目的主任。《保卫食物：食者的宣言》（2008）、《杂食动物的困惑：四餐的自然历史》（2006）、《植物的欲望：从植物的眼光看世界》（2001）、《我自己的天地》（1997）及《第二自然：园艺者的教育》（1991）

2018 年，Patagonia 的官方口号从“Build the best product. Cause no unnecessary harm. Use business to inspire and implement solutions to environmental crisis”变成了“We're in business to save our home planet”
购买对环境保护有益的产品，或者不购买童工、血汗工厂等生产的产品。消费者对道德问题的关注不仅表现为个体消费行为的变化，还在欧美国家掀起了道德消费者运动。他们不仅关注而且积极投身于支持对环境和社会友善的产品，导致道德性产品快速增长。（本文旨在批判打着环保、扶贫等旗号的消费，号召组织行动而不是依靠个人）可参考DeepEater Jam：舌尖上的善意
https://podcast.weareones.com/151

‘民主’到2030年可能变成更加严重的精英主义。如果你是一个大公司，生活是很好的，但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公民，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

谁在这个世界上有话语权，将更多地取决于金钱和权力。

没有人会记得政治权利是一种基本权利，而不是商品 ……

虽然肯定有反击运动出现，但是，经济上的不平等使得有钱有势的人基本上可以从这些发展中获得巨额收益，而我们这些普通人却不能。在这种环境下，那些想要进行政治创新的人将会感到异常的艰难 ……

这篇文章是希望追求民主变革的中国读者能对当下存在的最明显障碍有一个更为清楚的认识；这是寻求解决方案以构建真正的民主的基础。

IYP并不排斥技术，我们希望的是技术的民主化，构建一个新的、**能令从善获得收益的系统**，取代现有的这个让作恶大发横财的系统，让监视资本主义被自动淘汰。我们认为除此外没有更好的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 长读 - 论坛《数字技术究竟是会杀死民主，还是拯救民主？：这个10年》

https://www.iyouport.org/%e6%95%b0%e5%ad%97%e6%8a%80%e6%9c%af%e7%a9%b6%e7%ab%9f%e6%98%af%e4%bc%9a%e6%9d%80%e6%ad%bb%e6%b0%91%e4%b8%bb%ef%bc%8c%e8%bf%98%e6%98%af%e6%8b%af%e6%95%91%e6%b0%91%e4%b8%bb%ef%bc%9f%ef%bc%9a%e8%bf%99/

https://automatingsociety.algorithmwatch.org/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ADM) system 虽然自动化决策部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减少欺诈的案例，无处不在的人脸识别等），但机器算法的黑匣子仍缺乏透明度（没有足够的审计、执行技能和科普解释等），ADM系统已经影响到人们的各种活动和判断，监督机制慢一拍导致了一种后果：人类要适应ADM系统而不是后者为民主社会服务。

GDPR《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数据主体有权不受仅基于自动化决定（Automated decision-making）得出的决定的制约，以避免对个人产生法律影响或与之相类似的显著影响，该自动化处理包括识别分析（profiling，即用户画像，或个性档案）。”该条规定实质上也属于拒绝权范畴，它赋予数据主体拒绝单纯的自动收集和分析个人数据的行为，因此，这里将它概括为拒绝自动分析权。

https://hbr.org/2020/11/data-trusts-could-be-the-key-to-better-ai

科技专家George Zarkadakis提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指南，指引我们在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如何让自由民主更加包容、让数字经济更加公平。
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都正处于危机之中。公民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右翼民族主义运动成为了政治辩论的主流框架。与此同时，经济不平等正在急剧加剧;数字技术造就了一群新的超级富豪企业家。自动化有可能将自由经济转变为一场资本赢、劳动力输的零和游戏。但这种数字反乌托邦是不可避免的吗?在《塞博共和国》(Cyber Republic)中，George Zarkadakis提出了另一种选择。他概述了一项计划，旨在利用技术让自由民主更加包容，让数字经济更加公平。《网络共和国》是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指南。
Cyber Republic: Reinventing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t Machines
塞博共和国：在智能机械时代重塑民主

人工智能专家乔治·扎卡达基斯（George Zarkadakis）在2015年出版的《人类的终极命运》（In Our Own Image：Savior or Destroyer？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书中，历数了在过去两千年中，人们试图解释人类心智时使用的6种不同隐喻。

最早的一种隐喻出现在《圣经》中：人类是由黏土或灰尘构成的，然后一位智慧的上帝将灵魂注入其中。这种灵魂“阐释”了我们的智慧——至少在语法上是这样。
公元前3世纪水利系统的发明导致了一种水力学人类智能模型的流行，该模型认为身体中不同液体——即体液——的流动同时影响着我们的生理和心理功能。这种水力说持续了一千六百多年，始终阻碍着医疗实践的发展。
到了16世纪，由弹簧和齿轮驱动的自动装置被发明出来，最终启发了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等著名思想家，他们断言，人类是一种复杂的机器。17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提出，思维起源于大脑中的微小机械运动。到18世纪，关于电和化学的发现又促生了人类智能的新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隐喻性的。19世纪中期，受到通讯技术进步的启发，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冯·赫姆霍尔兹（Hermann von Helmholtz）将大脑比作电报机。
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直截了当地指出，人类神经系统的功能是“初步的数字化”，并一次又一次地将当时的计算机组件与人脑的构成部分类比。

一些认知科学家，尤其是《激进的具身认知科学》（2009）的作者、辛辛那提大学的安东尼·切梅罗，现在完全反对人脑像电脑一样工作的观点。

永远不必担心人类思想会在网络空间中肆意妄为，人类也永远不会通过download实现不朽。

https://mp.weixin.qq.com/s/gv2kzsu7nAXwAAOGFFeGTg

https://blog.usejournal.com/the-unwanted-touch-of-the-digital-era-15437e26677b 没人想要的数位侵犯
“性骚扰”（跟踪我们的数据足迹）

赛博格隐喻将女性身体书写为复制器(replicator)而不是再生器(reproducer)，并将其与网络和生殖技术的创造性潜力联系在一起，一定程度上可以将我们从“自然主义”的科学的捆绑中解放出来，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科学不是自然主义，而是一种文化实践。

衍射是一个光学隐喻，是指在世界中进行区分的努力。

从差异的领域看，充满了对赛博格身体和情境化知识的希冀和恐惧，但是我们都是谦卑可靠的见证者。

我们需要一种批判的科学政治。“批判的”意味着可评价的、公共的、多元的，并且以平等的和异质的福利为导向。由此，哈拉维为每一个个体的和公共的自我确立了一种责任，作为技科学的主体，需要在差异和批判性思维中行动。——作者：周丽昀
来源: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1（5）

各种有形空间被代入到微机器张罗的虚拟空间里，身体衍化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移动空间站，盛载着催人兴奋的机器神话。

随着“机器拜物教”的高歌猛进，未来人类身体将有可能被各种机器全面接管，而微机器正是悄悄开启这场革命帷幕的排头兵。换句话说，“机器入身”如果不加反思地衍化下去，除了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形塑崇拜机器的身体景观，更糟糕的是迫使身体背离人的本真性存在，成为异化的机器身体，以至于离开了机器，身体便不再是其所是。——吴红涛《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第二期

《被监视：在当代美国社会中》（Under Surveillance: Being Watched in Modern America）
“圆形监狱效应”（panopticon effect）

身体健全（bodily integrity）：可以在各地之间自由迁徙；免于暴力攻击（包括性骚扰和家庭暴力）的安全；有机会得到性的满足，并在生育事务上有选择的机会。
《寻求有尊严的生活》是玛莎·纳斯鲍姆的代表作之一，她认为，人类对人的尊严和妇女权利的共识足以克服文化差异的限制。而关于“人性尊严所要求的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她的观点是：
在最低限度的意义上，十种核心能力（生命；身体健康；身体健全；感觉、想象和思考；情感；实践理性；归属；其他物种；娱乐；对外在环境的控制）的充裕是必须实现的。这就意味着一种体面的政治秩序必须保证全体公民的十种核心能力至少在最低限水平以上。
By turning the human subject into a collection of biometric parameters, biometrics would dehumanize the person, infringe bodily integrity, and, ultimately, offend human dignity.

厚数据（Thick Data）这一概念最早由人类学家Clifford Geertz提出。2015年，数据研究家Tricia Wang以“大数据所欠缺的人类洞见”为题发表了一场TED演讲，借用并传播了该概念。

“厚数据是指利用人类学定性研究法来阐释的数据，旨在揭示情感、故事和意义。要让大数据变得可分析，它就必须经过一个正常化、标准化的定义和归类过程，这个过程会在无形之中剔除数据中所包含的背景、意义和故事。而厚数据恰恰能防止大数据在被解读的过程中丢失这些背景元素。”

Design Justice
可持续设计、服务设计、设计行动主义（design activism）、批判性设计（critical design）、为了民主的设计（design for democracy）、为了90%人类的设计（design for the 90%）
《对抗性设计》(美) 卡尔·迪赛欧

Race After Technology
除了最简化的形式（例如Wikipedia上的摘要，或者像我在此博客上写的那种毫无希望的不完整的摘要）之外，整个计算机科学几乎无法接触到社会科学和哲学的整个世界。https://mp.weixin.qq.com/s/yIV3CDkbtVhkI1hN5StaJQ
从面部识别到政策算法，AI研究者在“反种族歧视”中能做什么？
https://mp.weixin.qq.com/s/SJZ8qjDwU6Ey-odymHGqng

《数据女性主义》（Data Feminism） https://data-feminism.mitpress.mit.edu/

自古以来，故事就具有将人们联系在一起和建立团结的力量。在当下这样人们不得不彼此分离的时代，能够将人们重新联系在一起的故事，更加重要。

📌 推荐一些今年的 Camera Justitia 奖参赛作品: 聚焦于一些最根深蒂固的人权问题 —— 警察暴力、性暴力、基于性别的暴力、结构性歧视、强迫失踪、法外杀戮、侵犯移民权利、公司腐败、和授权犯罪：

https://www.iyouport.org/%e5%b0%86%e4%ba%ba%e6%9d%83%ef%bc%8c%e6%b3%95%e5%be%8b%e5%92%8c%e7%94%b5%e5%bd%b1%e8%9e%8d%e5%90%88%e5%9c%a8%e4%b8%80%e8%b5%b7/

https://www.nytimes.com/2020/11/11/movies/coded-bias-review.html
《编码偏见》的导演坎塔亚（Shalini Kantayya）在接受科技媒体OneZero采访表示，科技公司的举动证明了，他们把一些针对算法涉及歧视的问题听进去了。她认为，面对算法偏见以及监控常态化的问题，普通公民也能靠行动来促成改变，例如可以推动技术使用规范化的立法，保障公民权利免受技术侵入的损害。

周轶君： 我觉得《This is not a movie》抛出的问题确实就是这个房子里的大象，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社交网络，慢慢我们的观点，我们对事实、对真相的认知是在被改造的，但我们可能没有很清醒地意识到这件事情。《Coded bias》也是，我们理所当然地觉得满大街的摄像头带来了社会安全感，但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这些监控在干什么，AI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有偏见、有取舍的。我们可能知道什么被改变了，也知道我们变成了什么样子，但我们可能不知道是哪些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消逝了。

https://reallifemag.com/are-you-afraid-of-the-dark/
公共照明给一些人提供了庇护，也为另一些人带来有害甚至致命的曝光。

nyctophobia 黑夜恐惧症

中世纪的宵禁是因为点火成本高而且容易引起火灾
意大利历史人类学家皮耶罗·康波雷西(Piero Camporesi,1926—1997)的《梦幻面包:现代欧洲早期的食物与幻想》。由于前工业时代的欧洲大量食用腐坏的面包，才有了文艺复兴的狂热宗教和璀璨艺术。——当时的都市传说是农民能像猫一样

独自夜归的女孩 A Girl Walks Home Alone at Night (2013) 关于吸血鬼的恐怖片。片子的风格算是毕竟独特的，是采用的叙事黑白电影的形式。并且把西方吸血鬼主题安在了伊斯兰社会中，塑造出一个另类嬉皮的长袍女吸血鬼的不同以往形象。

黑暗被认为是腐败的、危险的，比如类似猎巫的电影（还有大停电的灾难叙事——电力故障造成的黑暗为什么会引发恐惧），家长式惩罚和制度性隐喻支撑了光作为控制、纪律的手段，17世纪巴黎安装路灯时体现为君主的眼睛和绝对统治以及上帝的象征

著名德国史学家Wolfgang Schivelbusch在他关于照明系统历史的著作《不再抱幻想的夜晚》（Disenchanted Night）中所写的那样，“烛芯在人类照明史上的革命作用，犹如轮子在交通史上的作用一样”。——灯柱的出现恰逢国家武器在军队和警察中垄断的发展，公共照明首先是一个警察机构。

在非洲殖民带去现代性也把电灯作为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法国大革命中砸烂灯笼是为了摧毁光明君主神授的隐喻

启蒙运动的字面词源是照亮、澄清的意思，光线是圆形监狱的核心元素（另一方面也作为审讯技巧或调查工具比如显微镜、探照灯、手术无影灯等）

灯光大教堂 （Cathedral of Light)， 有110英尺长，有十万只灯泡光照成的大教堂形拱门 （正面，侧面， 里面，外面）。

被监禁的人也用光来剥夺睡眠（监狱每天的照明一般也超过18小时），刺眼的白色荧光影响褪黑素和血清素的分泌，在工厂、办公室等用来让工人保持清醒和提高生产力

Singing in the Rain雨中曲 - Gene Kelly
《纳尼亚传奇》

——灯柱也作为明亮、温暖的比喻
现代“智能”路灯都配备有摄像头CCTV（甚至还有物联网设备比如环境监测、扬声器等），而且大多数相机都有夜视传感器，夜晚在历史上曾作为越轨空间——为政治边缘化的人提供保护，允许他们逃脱污名化和奴隶制等，持不同政见和革命者聚集在黑暗中 ——
Cultures of Darkness: Night Travels in the Histories of Trangression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light marks entire spaces and communities as worthy of distrust and suspicion. 光的不平等分布标志着社区的不信任氛围和疑心重重

Simone Browne
DARK MATTERS: ON THE SURVEILLANCE OF BLACKNESS

the lantern can be thought of as “a prosthesis made mandatory after dark, a technology that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black body to be constantly illuminated from dusk to dawn, made knowable, locatable, and contained within the city.” 灯柱是城市身体里可定位的假肢

技术的修辞——戴维·奈（David Nye）所敏锐鉴别出的对技术的崇拜——是如此强大，导致了一种广泛的历史健忘症。（1965年大停电期间犯罪率其实下降了） Technology Matters（2006）中写道「一项工具至少包含着一个小故事」。
技术始于想象，想象又延伸到这些工具将会帮助我们所实现的。
https://www.tg-me.com/skininthegame/7148
Light Development Index (NLDI) 夜光遥感卫星发展指数

Across many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 light serves important celebratory and symbolic functions, as well as diverse material purposes, which cannot be flattened into a single system of meaning. A police torch is not the same as a devotional candle. 虔诚的蜡炬和警察的火把不一样

不考虑背景和起源就断定光明和黑暗的二分法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是错误的，当二元论被应用到其他领域——社会等级上时会出现问题。光照仍是公共空间如何使用的显著决定元素，但要把注意力放到是谁点亮的、如何亮的、为什么要亮，这教会我们权力在建筑中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如何显示权威的。

个人成为他人生命的字面上的威胁，让数字平台强化了他们自己作为调解人的角色，进而甚至鼓励用户放纵他们对彼此的工具性利用。这些平台已经预设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关系基本上是交易性的，如果没有监控和集中化的强行评级计划，信任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难的。

考虑中国的 “社会信用评分”。当您在诸如 “闲鱼” 等平台上购物时，您是否会不由自主地参考卖家的信用评分？使用Uber的时候呢，何尝不是如此？但您有没考虑过这些评分是如何得来的？

传统的基于地理位置的社区的团结以及它们所培养的互惠关系已经被排除在外。目前，这种玩世不恭的愿景正在从疫情的封锁中获得额外的支持。

这是一场 #灾难资本主义行动。

在自然灾害、战争或经济危机中，人们不得不倾向于专注于自己的基本生存问题，这使得部署那些通常在正常情况下无法实现的极端解决方案，变得更加容易 ……

推荐一个重要的思考 📌 关于，社会能否重新组织起来

https://www.iyouport.org/%e5%86%a0%e7%8a%b6%e7%97%85%e6%af%92%e5%a6%82%e4%bd%95%e5%b1%95%e7%a4%ba%e4%ba%86%e6%95%b0%e5%ad%97%e6%8a%80%e6%9c%af%e6%92%95%e8%a3%82%e7%a4%be%e4%bc%9a%e7%9a%84%e6%9e%81%e8%87%b4%e7%8a%b6%e6%80%81

当下的绝大多数教育都是这样的：

目标是使人们适应他们所遭受的压迫性条件；
让人们接受这种压迫性条件；
老师试图控制学生的思维和行为，学生被视为被动的对象；
这种教育假设人们只是在世界上存在，而不与世界或彼此相连；
将学生从他们的社会背景中删除；教导学生们相信现实是不可变的；
将被压迫者视为健康社会的边缘人群，“需要融入社会”，而不是改变社会；
教师身上混合了知识与人格的权威，其所处的地位是与学生的自由相对立的；

这种教育的总体目标是巩固和维系这个压迫性制度的基础。

它将消灭变革者，甚至消灭变革的思想。

那么，如何改变这点？

📌 上传一本经典著作《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和”高级传单”》

https://www.iyouport.org/%e8%a2%ab%e5%8e%8b%e8%bf%ab%e8%80%85%e7%9a%84%e6%95%99%e8%82%b2%e5%ad%a6%ef%bc%8c%e5%92%8c%e9%ab%98%e7%ba%a7%e4%bc%a0%e5%8d%95/

https://fakenous.net/?p=1948
社会正义战士（警醒/取消文化的人热衷于三观警察），反种族主义的政治正确相当于基督崇拜，纠结词源（比如反对N word）带来的语言暴力和隐喻歧视其实是假装受害者以引人注意让他人抱有愧疚。

https://kortina.nyc/essays/the-social-dilemma-dilemma/ 问题不在于社交媒体，几乎所有公共空间都是商业空间，该影片需要和高预算的大片电影争夺注意力以教育观众，同时却不对看客采取行动抱有期望，这是媒体素养的困境。

https://www.axios.com/social-media-addiction-bubble-b39a3693-6919-426e-b8d3-d8bf9644e0a4.html 社交媒体像老虎机一样令人上瘾的理论是建立在生物决定论的基础上，淡化了文化作用和主观能动性，解决方案应关注需求（充实工作、健康家庭、情操陶冶等滋养文化）而不是供应（平台方）。

https://aeon.co/essays/urban-ethnographers-do-harm-in-speaking-for-black-communities 社会学家（尤其是人种学家）总是从白人救世主（他们早上残暴、下午做慈善、晚上颁奖）的角度看种族（黑命攸关是富有想象力的、多维度的社会运动，要与该视角的幽灵作斗争）
Robyn Autry是维思大学社会学院主任。她是《Desegregating the Past: The Public Life of Memory in the U.S. and South Africa》的作者，也是多伦多大学Jackman人文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社会学得想象力》
《在逃：一个美国城市中的逃亡生活》
https://newjimcrow.com/

吉姆·克劳法，泛指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中叶，美国南部各州对有色人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这部作品详尽地记录了这一时期黑人所处的社会弱势地位，也从新的角度解读了美国的毒品犯罪问题。

吉姆·克劳是美国剧作家T.D.赖斯于1828年创作的剧目中的一个黑人角色的名字，后来逐渐变成了贬抑黑人的称号和黑人遭受种族隔离的代名词。

《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
《黑色的偏离：走向有色酷儿批评》（Aberrations In Black: Toward A Queer Of Color Critique）

2020年1月，MoMA PS1为赛蒂亚·哈特曼的新书《恣意的生命，美丽的实验》（Wayward Lives, Beautiful Experiments）出版举行了庆祝活动。该书探讨了20世纪初纽约和费城年轻黑人女性的生活。正如弗雷德·莫顿告诉《纽约客》的那样，这是哥伦比亚大学新晋英文和比较文学教授的“扩大我们对黑人激进传统理解的非常关键的作品”。在MoMA，她对艺术领域的影响在一系列针对加雷特·布莱德利（Garrett Bradley），亚瑟·贾法，西蒙妮·李（Simone Leigh），奥奎·奥克波克瓦西里（Okwui Okpokwasili）和卡梅隆·罗兰（Cameron Rowland）的表演艺术、阅读和放映活动中得以体现。哈特曼曾出现在贾法的电影中（既作为理论影响，她本人也在贾法2017年为Jay-Z制作的4分44秒视频中客串）；她为西蒙妮·李2019年HUGO BOSS奖的展览写了一段文字；而且在今年12月，她将与卡梅隆一同为伦敦当代艺术中心（ICA）做一次对谈。贾法称哈特曼的出名是“边缘、前卫、怪异的黑人书呆子的胜利之舞”。

https://artreview.com/power-100/
哈特曼的第二本专著、自传体游记《遗失汝母》（Lose Your Mother: A Journey Along the Atlantic Slave Route）

White Fragility《白人脆弱》：当白人接收到哪怕一点来自于种族的压力，就会无法忍受，从而做出一系列防卫的动作。简单来说，就是白人受到来自于其他人对自己有种族歧视的反馈时会习惯性地“否认三连”，甚至转而攻击对方的脆弱心态。

2012年，一支被称为“Kony 2012”反非洲国家乌干达的反叛军LRA（Lord’s Resistance Army）组织的影片成为史上最迅速大量传播的影片，一周后浏览量已经上亿。这场声势浩大的campaign，由非盈利组织“Invisible Children”发起，通过社交媒体在网上发起号召和动员，从而终止该组织对乌干达儿童的屠戮和迫害。https://invisiblechildren.com/

《我为什么不再和白人谈论种族》（Why I’m No Longer Talking to White People About Race）

The white saviour supports brutal policies in the morning, founds charities in the afternoon, and receives awards in the evening.
The banality of evil transmutes into the banality of sentimentality. The world is nothing but a problem to be solved by enthusiasm.
This world exists simply to satisfy the needs – including, importantly, the sentimental needs – of white people and Oprah.
The White Savior Industrial Complex is not about justice. It is about having a big emotional experience that validates privilege.
恶的平庸变成多愁善感的平庸，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好像都能用热情来解决，白人救世主工业复合体讨好白人和奥普拉似的情感需求，这与正义无关。

按照英国社会学家艾弗里•戈登的说法，“幽灵不仅仅是一个死去的人或一个失踪的人，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形象”，这个扰乱了时间结构的社会形象会把我们带向“历史与主体性创造社会生活的稠密地带” Ghostly Matters: Haunting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守望中：论黑与存在》（In the Wake: On Blackness and Being）

https://reallifemag.com/emotional-rescue/
给枕头加音频（催眠、冥想等氛围），这类产品暴露和加剧了我们自我隔离和视频社交生活的硅基殖民
媒介（包括狭义的媒体）：改变身体感受和感知的工具、控制我们和他人与世界的关系
人类误以为信息自由和人生自由正相关，事实上，人们情愿选择摆脱痛苦、恐惧和不适的自由而不是学习的智识自由。
陷入民粹主义的选民接受特朗普的谎言相当于他们在一个舒适的媒介枕头里感到被赋权，左翼谴责回声室和公知噤声、右派怪罪平台审查、政治正确和取消文化等，双方都是“信息中心主义”——忽视了情感影响，媒体用户存在双重错误：首先是把媒介限制在新闻娱乐等信息的传播上，从更广泛的物质历史分离出来。然后还把宣传里抽象的概念架构来定义自我进而把人类从具身的情感历史里剥离出来，于是对媒体的想象局限在漂浮的思想公共广场或无实体奇点式的资讯高速公路，随着网络阴谋论或愤怒的文化基因演变成真正的流血冲突，网络空间不再是独立的无摩擦的存在方式，正如《2001太空漫游》的隐喻，信息不再是精神上的宗教幻想而是其他猿类的大腿骨。
这种误解很大程度上由于特别为了应付一对多的大众传媒如报纸电影广播电视来批判大众娱乐如法兰克福学派或政治宣传的威胁如后来的意识形态文化研究等的传播理论。
2011年 Mark Deuze 撰写的随笔

history is the story of information becoming aware of itself ——《信息简史》作者James Gleick

有更好的人本方法来描述信息技术的进化（媒介考古学——媒介作为后勤工具，从莎草纸记账到日志、历法、机械钟、算盘等感知和控制环境、时间、资源等的新方式，福柯所言自我技术）
Mack Hagood的这本《静》从声音的制造及屏蔽等多个维度，讲述了“听你想听”运动的发展史及其对社交与传播的影响。声音和讯息不再是无法自主控制的客观存在，而成了可以主动接近或远离的选择对象。作为这种改变的后果，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从周边声音到天下大事，都不再具备客观性，而是可以任凭我们的爱憎而凭空产生或消失。
Hush: Media and Sonic Self-Control
静：媒体和声音的自我控制
What White Noise mediates is the user’s relationship to their environment — they are given a means of control over that relationship.
As the Chilean biologist Humberto Maturana once said, “Information does not exist, it is a useless notion in biology.” 信息并不存在，今天我们用定制的数码设备保护自我意识但对这些舒适的控制感而言永远都不够，面对塞壬的歌声奥德修斯吩咐手下把他绑在桅杆上并用蜡把耳朵堵住，但俄耳甫斯则用七弦琴压制住了，我们使用媒介不是为了获取客观信息，而是为了保持活力挑战维持边界自我的习惯——不沦为欲望的奴隶，但信息资本主义用日益分化的媒介来迎合我们而不是帮助反思，白噪音从白人家庭主妇哄小孩到嬉皮反主流噪音音乐纪录片再到降噪耳机营销商务旅行，于右派而言对快乐的渴望导致了认知封闭，左翼又困惑又沮丧：过量的信息并没有使选民知情反而提供了大量沙子供鸵鸟般的人们把头扎进去，我们不可能像天使一样全知交流否则就不会有欲望了，正是我们不可能完全了解对方或这个世界才让我们不对探索、提问和倾听。
詹姆斯·凯瑞在其著作《作为文化的传播》中，将“传播”的定义分为两大类：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但仪式观忘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要设计仪式化的产品，我们需要虚拟和现实的群体空间来扩展个人主义想了观念和修复自我挫败的欲望习惯，这将取决于打败那些以信息自由的名义来利用人们本能的政治文化精英。
社会不仅因传递（transmission）与传播（communication）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杜威）

《论媒体生活》（Media Life）
Deuze借用《楚门秀》的比喻，来描述我们生活的世界，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没有人能和楚门一样，最终找到逃离的出口。Deuze认为：我们不仅live with media，更是live in media，并据此提出了媒体研究的本体论转向。
Roger Silverstone等学者将如今这个世界称为“媒体城邦”（Mediapolis）：这是一个被媒体全面介入的公共空间，在这里，媒体支撑着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体验和表达。
用《楚门的世界》来比喻我们身处的“媒体生活”，也有一个缺陷。在影片的结尾，楚门逃离了摄影棚。实际上，这可能是整部影片中唯一真正不现实的地方。因为对我们而言，想要从中介化的生活中逃离，是不可能的。
Henry Jenkins在观看《楚门秀》时，也认为结局中楚门的逃离是一种不可能出现的选择。这一结局的假设是：就像True Man这个名字所暗示的，人类存在一个“真实”的自我。然而，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我们作为人类的本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想说的是，从媒体生活的角度来看，我们面对的是无穷无尽的自我选择和自我版本，人们对这些选择的困惑和焦虑，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在媒体中定位的努力，以及社会为他们生产的自我模板（例如民主中的“公民”，或者资本主义中的“消费者”）。由“媒体生活”支配的社会，就像许多网站一样，永远在建设中。不过，建设者并不仅仅是政府和企业的全景堡垒中那些看不见但却无所不能的守护者，而是我们所有人。
这种社会的一个强有力的隐喻，便是所谓的“无声迪斯科”。在这里，参加聚会的人随着耳机里接收到的音乐跳舞。他们聆听不同的、个性化的音乐，并在一起度过美好时光。然而，在每一个人的经历中，这仍然是一个人的世界。
媒体生活的主导原则是在全球连通性背景下完全中介化的自我创造。本文的主张是：我们不应过多地纠缠于存在主义的思考，而是应该去更多理解媒体的可供性，以及人们如何使用这些技术，在生活中创造艺术。
E. M. Forster在《霍华德庄园》中写道：“只要把散文和激情结合起来，两者都会得到升华，人类之爱将会达到顶峰。我们便不再活在碎片中。“